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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给新摊主们的时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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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导读:距离国家宣布开放地摊已经有段时日,全民狂欢的热度降下来之后,地摊摊主们怎么样了?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希望对你有帮助。

一个月后当我和灵哥聊起近况的时候,他已经不再照顾周围摊主的生意,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已经彻底吃腻。刚开始摆摊的时候他把周围地摊吃了个遍,希望用实际行动来鼓舞大家的士气,但热情难敌味蕾。其次是因为时间不够。

几天前刚刚销货完小玩具的他决定改变策略,选择将摊位与钓金鱼、套圈的大哥们摆在一起,试图通过所谓的“集群效应”来引流,“代价”是当大哥去忙其他事情的时候,他需要帮忙看一下金鱼摊,否则路过的熊孩子们可能会带来难以估计的损失。

当然灵哥的生意也确实好起来,但这对我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一个月前“地摊经济”的刷屏以及社交网络的积极响应,曾经让我产生过一个设想:当深谙互联网经济玩法、充分经历了社交网络浸淫的年轻人们开始成为摊主的新摊主们,“地摊”这个形象与职能定位已经被严重固化的经济形态,说不定将经历一次重要的重新定义?

而如今设想仍然停留在设想,我却不知道还能不能用“新摊主”来定义成仁路街头这个业务熟练的年轻人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部分采用化名。

一、不存在的“新摊主”

酥肉王子很符合我对于“新摊主”的设想:在“地摊经济”兴起后决定出摊、此前并不以摆摊作为主要职业,并且在社交网络大发展后迎来自己的青春期,这让电商天然地定义了她的一部分“生意观”。而她也是我找到的所有“新摊主”中最出名的一个,甚至“一不小心”成为了四川首富夫人镜头中的品宣素材。

那大概是在六月中旬,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的妻子@李巍Lisa发了一条有关夜市逛街的抖音,并配以旁白:

“……最让我惊讶的是,这里还有个年轻人在卖我家的小酥肉,听说还是小有名气的网红……也许这个年轻人并不知道,今晚照顾他生意的就是这个产品的创始人,我们白手起家的时候,也是从青石桥卖鹌鹑蛋开始的,也许这条街上,也会诞生不少企业家。加油哇!年轻人!”

这多少有些“蹭热点”的味道在里面,因为我发现酥肉王子对新希望酥肉的选用并没有经过什么严格的“选品程序”,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是“图方便”,鲜有经营层面上的考虑。比如她给我算过一笔账:

一袋1kg的小酥肉售价为50元,通常能炸十几碗小碗,按照卖12元一小碗的定价,再考虑到摊位物料的制作成本、自己投入到其中的时间成本,作为夜市卖品的原材料,半成品小酥肉的成本其实相当高昂。

酥肉王子也并没有成为“企业家”的打算。她摆摊的原因主要是“觉得(酥肉)好吃,而且比较闲,于是给自己找点事情干”,以至于她花了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主营业务之外的包装创作当中:她花了三天时间筹备摊位的装饰,设计并制作了“酥肉王子”灯牌、喷绘Q版人形牌照以及贴在餐盒上的图案。

她甚至没有做“长期生意”的打算。现在再去玉林西路夜市已经找不到这个摊位,酥肉王子在摆了一个多星期后就撤摊了,她在关注度有1.4万的个人微博上宣告:“本次任务结束,接下来会有很多新尝试。”

我很好奇酥肉王子的本职工作,并在询问未果后试着从她的微博、朋友圈中来寻找答案,后来满脑子想到的都是一个美剧里高频出现的形容词:chill。在撤摊之后的日子里她和朋友们探店、看展、撸猫、买花衬衫,也没在其他地方继续摆摊了。

“摆摊当乐趣”也几乎是所有兴起于2020年夏天的摊主们最具代表性的基调,无论他是个人出摊还是入驻某个大型商圈的市集。

比如壹购广场上的春熙路夜市。在这里摆摊一晚上要120块,申请摊位时还要审核卖品,主打手作、文创用品、小饰品、小皮具、扎染、异域装饰等颇需成本投入的品类,你很难想象入驻的摊主们能够以这样的经济形态为生。

但在小红书搜索“成都夜市”,10个里面有4个都是以这个夜市为主的内容。一个月以来,这里的摊位渐成规模,从十几个扩张到了几十个。

而前段时间出现在全国各地的“豪车摆摊”,也是“人均玩票”。比如昆明有名的别墅带商圈1903公园所组织的“豪车市集”就有鲜明的“联动营销”影子,某些品牌的豪车可以免费摆摊。在活动通稿里,这个活动正式的名字叫做“汽车文化夜间市集,Park1903引领夜间经济新商业模式”。

主办方声称这个市集成交量破百万,包括:跳舞表演、灯光走秀、卖粽子(礼品盒套装,493元/套)、卖除汗剂、卖鲜花、凉面和木瓜水,交易成功的,还有一辆售价172万元的二手法拉利FF。

不过更进一步的是,豪车能够帮助他们吸引关注,也能放大他们的争议。他们常在灯光充足的商业区旁的公共用地上停着,售卖明信片、干花、耳饰等与邮费不匹配的廉价商品,他们靠着车聊天打闹,接待零散路过的客人,也为交警的到来提前做着准备。因为驾驶员在场的情况下,交警往往不会直接开具罚单,即使他处在违停区域。

于是在不断地传播下,一个偏见在缺乏“深度阅读习惯”的舆论环境中被反复夯实:摆地摊的年轻人大概率都不缺钱,大概率都不以摆地摊为生,大概率都是为了找乐子。

我在灵哥身上看到了这种“偏见”带来的具体影响。与酥肉王子、豪车车主们不同,灵哥失业了小半年,在疫情后开始打零工,并指望“地摊”能够帮助自己顺利地开启下一段职业规划。

于是在确定自己要卖什么前,他在成仁公交站附近观察了好几天,每天下午从五点到九点:“卖网红气球的卖了三个,二十一个。卖兔子的卖了两只,二十一只。卖饰品的卖了几个,七块到十块一个。买酸梅汤冰粉的生意最好,十多个。卖衣服的没开张,十块一件起。”

耗了两个多星期,灵哥决定卖小孩玩具,什么会发光的仙女棒,一路唱歌一路摇头前进的小羊,他从1688进货,成本快一千。他也别无选择,“水果我们玩不起撒,周围都有啥百果园,卖得不及时没两天就烂在车子上了。这附近小孩多,每晚多少还能买点。”

灵哥给我展示这个小程序,但他说这个小程序数据不全,有的地摊点已经撤掉了,上面还是显示的有摊点。

他的想法很理性,将成仁公交站看做地标,代表着成都中高阶层的购买力,附近的楼盘均价在3万左右,并且教育资源齐全、大型商圈配套,这里的居民理应“恩格尔系数更低”,更懂孩子“寓教于乐”的重要性,从而转化为实打实的儿童周边消费者。

但摆了好几天,灵哥的销量明显低于预期,中产育儿的精耕细作似乎更倾向于少儿编程、英语和轮滑,并没有多少空间容纳下他的玩具,光顾他生意的大多数还是老人和小孩的组合。

一个月后的回访里,灵哥逐渐把小玩具销出去后,他狠了狠心增加了投资扩大了阵线,换了场地,和钓鱼的、套圈的大哥摆在一起,生意总算好了一些。不过提心吊胆熬过了北京疫情的反扑,又开始担心成都最近的多雨天气。

他最近也减少了朋友圈的更新频率,回复我的速度也开始变慢,原因是很忙,要留一只眼睛看住折腾的熊孩子不把鱼弄死。

好在灵哥一向是乐观的。他给我看他的摆摊微信群里的对话,一个陌生网友在清理挤压库存的云南野生大树茶网友感叹“从开店的坐商变成摆摊的行商,今天是摆摊第一天”,灵哥就安慰他“大环境如此,没法。风雨过后见彩虹。”他的个性签名还和一个月前的一样:

“越是感觉无望的时候,可能希望往往就在眼前。”

二、被怀念的“老摊主”

其实从时间线来看,“地摊经济”并不是六月份忽然火起来的。比如《人民日报》引用的成都“马路经济”数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2230个,允许临时越门经营点位17147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20130个、增加就业人数10万人以上,实际上是截止至5月28日的数据。

距离后来的朋友圈刷屏、新媒体借势营销热潮,数据出炉几乎提前了两周,存在一个微妙的时间差。

后来有人将这种时间差解释为“地下文化出圈”,认为“地摊”就像所有亚文化一样,它是一个解决方案,能帮助因为疫情而影响收入的人们解决实际问题,但它的形象在社会舆论里“太难看”——直到它悄然走红到足够引起媒体关注,并在舆论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相对积极的社会定位,人们才坦然讨论起来。

换句话说,“地摊”话题的兴起可能并不意味着“地摊好做了”,而是更多意味着“有关地摊的问题终于可以公开讨论了”。

这也是老摊主李智不看好新摊主们的原因,在他看来作为“摊主”可能遭遇的困难,并不是随便读几篇公众号文章、几条热搜就能弄明白的。

李智的寿司小摊开在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后街西苑,那是一个总登上武汉本地生活方式公众号的地方,也有不少因为给量慷慨而走红抖音的小吃。前段时间因为实在没有生意,他去应聘了汽车销售,要经过为期四天的培训之后才能上岗,但他没通过第二天的考核,“底薪2000,摆摊生意最好时一晚上就能挣一千了”,于是他又重操旧业开始出摊,每天入账几百块,净利润他还没敢算。

后来就是“地摊经济”的全方位爆火,“好消息”不断传来:阿里巴巴推出了700亿无息赊购计划、京东和苏宁也分别推出了“星星之火”、“夜逛合伙人”等看起来很慷慨的举措,但李智很难估算这些利好到底能带来多大帮助,因为他有稳定的线下进货渠道,也有熟悉的送货伙计开车,在没有疫情的经济周期里,他依靠这样的组合打垮了各种电商思维。

对李智来说“毕业季”的到来或许更具现实意义。从六月到七月,毕业生分批回校收拾东西,短暂为他带来过一阵子客流,又迅速地灭掉了,这让他陷入了一个窘境:

他的生意很大程度上依赖学生客流,通过熟客完成口碑传播,但寒暑假一起放让有更多熟客连声招呼都没打就离开学校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换地方”也是需要谨慎的事,因为“卖小吃肯定是要长期做,事关食品安全嘛,还是和卖衣服卖小饰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不一样的。”

林老汉和妻子面临的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麻烦。

他们夫妻俩之前在成都红枫岭外面的空地上摆摊,因为太过热闹,引起了门店业主的不满,加之因为扰民业主和小摊贩偶有冲突,终于在六月的某天从城管那里得到了新的安排:摆摊的人全部向北迁移几百米,前往成都四十九中学旁边的路口。

和林老汉一起迁来的还有年轻摊主aka潮流小妹图图和刘姐,那是她俩摆摊卖衣服的第二天,大多数书基本款式,三两件是设计感的亮色绑带,三十一件,五十两件,荷花池进货,成本一千。“他们摆摊是生活,我们摆摊是生存”,图图指了指旁边摆摊的钵钵鸡小摊,林老汉夫妇的摊位。

其实这也不是林老汉和妻子熟悉的生活,因为新摊主们普遍都使用移动支付、甚至可以网上下单线下提货,而他们却“耍智能机耍得不利索”,又听说了那种坏人把收款码换成自己的二维码的故事,于是产生了许多额外成本,比如装了一个嚷嚷得足够大声的小喇叭,每当有人付钱时,他总是迟缓几秒等到喇叭响起报账的声音才点头说行行行。

他们更怀念以前。孃孃说他们早年在广汉有一个门店卖钵钵鸡,后来因为遭遇了车祸,没法顾及门店。这几年搬到成都和儿子住,闲着没事出来摆个摊赚钱,早上早早起来到市场进货,中午加工,下午四五点钟出摊。

我注意到他们的小推车招牌上印着“四川卫视美食节目《四川味道》推荐抖音网红钵钵鸡”。

“你玩抖音吗?”我指着他们的招牌问道。“不玩。”“那你为啥说你家的钵钵鸡是抖音网红?”“打印店的人说的嘛。”

三、被消费的“摊主们”

一个月过去了,林老汉的摆摊生活没有多少变化,时程表没变,只有和灵哥相同的担心,天气阴晴不定雨水不断,林孃孃受过伤的腿在雨天行走总是要小心翼翼,让人打不定主意要不要出去摆摊。

图图和刘姐好不容易趁着四十九中放假前把T恤卖掉了,赚来的钱拿去接手了北京一个小姐妹的小饰品摊位,据小姐妹所说,生意很好,自己已经卖光又进货第三次了,自己要去实习才脱手的。接下去刘姐和图图打算卖老头老奶奶汗衫,至于和小饰品放到一起卖搭不搭配,这又另当别论了。

和他们聊天的时候,我总是不自觉地想起8年前马云王健林那场著名的对赌。在2012年底,他们约定“2020年,如果电商在中国零售市场份额占50%,王健林给马云一个亿,如果没到,则由马云给王健林一个亿。”

后来在行业媒体的解读里,这场对赌被认为隐喻了中国零售产业的布局——互联网可+世间万物,但技术在给人们带来很多便利的同时,也区分出了残酷的上游和下游——上游定义着游戏规则,下游源源不断地成为资源,补充到稳定运行的行业机器里。

好在高考季来了,前段时间被各大营销号挖出的“互联网大佬们也摆过摊”的故事,现在变成了“互联网大佬都上了什么大学”。鸡汤换了几种口味,但锅里头那只鸡没换,还是成功学的模板。

目光回到现实来,鸡汤使人虚胖。小红书、抖音里“日赚小几千”的帖子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这阵从政策松口开始刮起来的风已经吹了一个月,有人起飞了,有人落地了,有人跃跃欲试着起飞。地摊在人们的实践里又慢慢流淌回原有的河床。

 

作者:指北BB组 洪咸;公众号:互联网指北(ID:hlwzhibei),专注于互联网文化、营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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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Pexels,基于CC0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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