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厂搞反腐:同事微信屏蔽我、配合提审前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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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导语:反腐倡廉一直是国家的主张之一,随着越来越多的“老虎”“苍蝇”落马,反腐建设到达了一个新高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通过描述大厂里的纪检人员的真实工作内容和心路历程,让我们了解了纪检人员在企业的尴尬处境,推荐对此感兴趣的小伙伴阅读。

腾讯三季度59人被反舞弊调查处理,百度反腐9年处理119人……近年来,互联网大厂上至副总裁,下到普通员工,不少都在“反腐”飞刀下落马。

这背后,是互联网大厂内控部门在唱主角。

例如,阿里的廉政部门、腾讯的反舞弊团队、美团的重案六组、百度的职业道德委员会等,这些部门平常少为人知,因其神秘而被称为“锦衣卫”。

在金融机构,纪检监察部门也承担了类似的职能。本文主角艾佳(化名),如今就在某金融机构担任纪律检查员。

三年前,他从公司其他部门调岗而来。初来乍到,他曾对这一岗位期许颇多,比如“匡扶正义”之类,三年后,他对工作内容已经轻车熟路,但迷茫和孤独也随之而来。

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他的角色相当必要。但毫无疑问,在同事看来,他是个“杀气腾腾”的另类。他们对艾佳绕道而走,关闭了朋友圈,连往常交好的同事,也变成了淡漠的“点头之交”。

艾佳和部门仅有的几名同事,仿佛置身一片孤岛之中。与此同时,身在公司内部相对边缘的非核心部门,对于自己的未来,他也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一、录音录像下的压力,大多数人扛不住

“我们是**工作人员,现依纪依法和你进行谈话,你应当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证据应负相应的责任……”

这是艾佳在谈话开展前说的第一句话。

作为一项基础工作,谈话在艾佳的日常工作中占据了重要角色。

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流程:出示工作证件,提供权利义务告知书,打开录音录像设备,然后一人负责记录,一人负责发问,谈话完成后请被谈话人在谈话笔录上逐页签名并摁下手印。

这一次,谈话的对象是周旺(化名),他担任这家金融机构的客户经理。

此前,艾佳接到举报,举报者声称,周旺最近虚报了几万元发票。

接到艾佳电话后,周旺带着手机到达指定的会议室。此时,艾佳和同事已经坐在了会议桌的对面。落座后,艾佳要求周旺关闭手机并收走,然后直奔主题,询问他发起的一笔报销的真伪。

侥幸心理总是存在的。一开始,周旺跟大多数被谈话人一样,面红耳赤反对指控,试图掩饰真相。

艾佳并没着急,他拿出报销凭证,当面指出其中的逻辑漏洞,然后又准备好了烂熟于心的说辞。

“按照员工守则可以对你开除并附加罚款,还可以报案,我们也是同事,希望你主动交代”。

这番话一出口,整个会议室的气氛变得紧张了许多,周旺沉默了一会儿,最终坦白了。

“找上你,要么你是案件当事人,要么是相关人员。找你谈话暗含的前提其实是,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线索和证据,例如通过信访举报信息或调阅的相关资料,谈话只是进一步核实情况的手段”,艾佳透露。

与周旺只需在公司会议室谈话不同,他的同事吴明(化名)则因为严重违纪,被带到当地纪委监委的标准谈话室接受询问。

赶往标准谈话室的路上,吴明被要求落坐在汽车后排,陪同人员表面上风情云淡,还试图通过闲聊打消吴明的紧张和戒心。

但其实,早在上车前,陪同人员就悄悄告诉司机,待上车后锁死车门车窗,防止吴明逃脱或跳车。

两名反腐部门同事坐在对面虎视眈眈,身处3个摄像头监控下,吴明没坚持多久,就主动“交代”了。

电视剧里以沉默应对询问、喊着要见律师的桥段,在艾佳和同事的谈话里,并不多见。

因为这个环节没法请律师,并且在量刑量纪里,被谈话人的表现和态度也占有因素。

在官方的通报里,经常可以看到“对抗组织调查(审查)”的表述,这就是相关人员在组织谈话或函询时,不主动配合的结果,一般会被定为“违反政治纪律”。

从艾佳3年多的职业经历看,在这样的“阵势”下,基本上来回几个回合,大部分当事人都会和盘托出。

但也有少数“硬抗”分子,比如某分支机构办公室主任就是如此。

艾佳和同事前往取证调查时,要求对方交出相关账本资料。但这位办公室主任强硬拒绝了,“账本丢了”。

前后谈话了几次之后,这位主任也一直没松口,“我们当然知道他在掩盖什么,但苦于没有证据,所以无法下出最终结论。”

最后,这位主任因为不配合调查,而被“组织处理”,调整岗位变为普通员工,“他的前途基本上完了,也就是躺平等退休了”,艾佳说。

二、从银行卡流水里取证,从朋友圈找线索

在艾佳所在的金融机构,驻行纪检监察组是专职监督公司干部及普通群众的机构。而他所在的基层纪委,并没有监察权,在处理员工违法案件时,经常需要驻行纪检监察组或地方纪委监委联合办案。

办理违法案件往往对证据的要求更高,相关证据会在移交司法时提供给检察院,要扛得住当事人辩护律师的质询,更要经得住法律的检验。

在职业生涯中,艾佳曾参与到一些违法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雁过留痕,剥丝抽茧中总会找到关键信息,电影里那些天衣无缝的完美违纪违法,基本上并不存在。”

在涉及经济案件的调查中,弄清当事人的资产状况、资金活动轨迹,对于办案人员固定证据非常有帮助,而分析银行卡、银行账户交易记录则成为重要的突破口。

例如,通过梳理银行流水,分析从账户或银行卡转走转入的资金流向,一定会留下轨迹,办案人员据此都能追到去向和落点。即便资金在多个银行卡或账户间频繁进出,甚至故意分散划走,仔细研究梳理绘制“资金流程图”后,一般也能清楚明晰。

分析资金从哪里来,流向了哪里,相关人员之间的职责权属,转账人员之间的关系,配合谈话固定成证据,这是经济调查经常使用的取证手段。铁证也抵消了一些当事人不配合调查的障碍。

这其中,也不乏“精明”的当事人做好了准备工作,例如将受贿的钱伪装成“借款”,甚至提前打好“欠条”。

在艾佳参与办理的一起案件里,一位当事人就狡辩,某某给他汇入的100万资金是买房借款,还拿出了“欠条”作为证据。

但艾佳和同事分析银行流水发现,在这100万入账之前,当事人账户上已经有400万元存款,足够其在当地买房。

艾佳继续研究该银行卡流水发现发现,这100万资金进入后,在违法人的账户转成了三年期的定期存款,,而且账户中也没有对开发商的转账支付记录,“借款”买房的说法自然站不住脚。

事后也查明,“欠条”系当事人串通行贿人伪造。

当然,取证并非都是“高大上”地盯着涉案人员的银行账户,在线索单一时,也会从一些日常细节中搜集,从而实现取证上的突破。

艾佳配合地方监委办案中,曾参与对涉案人员微信朋友圈数千人和几千个电话联系人逐一排查,协调有关方面查询微信聊天记录,最终在庞杂的数据中找到“蛛丝马迹”。

三、看守所里提审前高管

除了办案,艾佳所在的部门,日常开展得更多的是宣传教育。

每年,艾佳所在的机构都会组织员工,观看教育警示片,学习上级下发的涉案人员悔过书,召开案件警示教育大会,用反面典型警示案例以案说法等等。

事实上,金融业离钱太近,从业人员一旦被贪欲所困,且自身“开关”没拧紧,滑向违法犯罪只是时间问题。

艾佳所在的机构,甚至组织相关人员多次前去参观监狱,旁听庭审现场,近距离体验违法犯罪的后果。

艾佳自己就亲历过一次这样的“受教育”。

那是他入行不久,跟随某地监委工作人员前往看守所提审犯罪嫌疑人。

走入高墙、岗哨包围着的“围城”,从大门到监区只有短短几百米,艾佳却觉得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窒息,压抑,顿时觉得心理不适,甚至生理上也不舒服”。

如果不是因为工作,他一分钟都不想待在这里。

在讯问室,以前西装革履台上就座的公司前高管,此刻身着囚服,戴着手铐瘫坐在讯问椅上,目光呆滞,早已没了往日的意气风发。

为了撬开他的嘴巴,办案人员转变了策略,与他一起回忆起往日的“丰功伟绩”,耐心安慰他,虽然走了弯路,但人生还有希望,要配合改造早日回归社会。虽然刑期可能在十年以上,但是等他“出来”时,儿子上班了、结婚了、生孩子了,正好在家安享晚年,“在里面”可以好好调养作息时间。

这个策略最终奏效了,他补充交代了很多问题。

其实,艾佳知道,那位高管在任时,非常看重儿子的学习,贪腐的不少钱也准备用作儿子的教育基金。

但就在他身陷囹圄那一年,儿子参加了高考,接下来,他还会错过儿子所有的人生重要时刻,而且,有这样一位不清白的父亲,儿子可能还会对他有所怨恨。

“一时的贪念终会酿成苦酒,平平安安才是真”,艾佳走出看守所大门的那一刻,在心里给自己立下了规矩。

除了反面的“警示”,也有正面的“引导”。例如,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开展廉洁从业培训,节假日廉洁提醒等,感染并激励从业人员树立“廉洁从业”意识。

“以前以为违法违纪离自己很远,看到身边的同事被带走,甚至被判刑,才发现自由的可贵。”艾佳的同事在参观完监狱后,在朋友圈里发出如上感叹。

四、同事微信屏蔽我,担心我“找茬儿”

作为纪检监察人员,艾佳其实是“半路出家”。他所在的金融机构成立纪检部门时,他在后台做管理工作。一纸调令,他转到了纪检条线,成为纪律检查员。

这背后,是金融业深化反腐的一个缩影。从2019年开始,中管金融企业就被派驻纪检监察组,主要商业银行也加强了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其中一些银行还成立了专门的机构,配备了专职纪检人员。

如今,工作虽然驾轻就熟,但迷茫和困惑却与日俱增。

和其他企业一样,金融机构同事间也大多是“8小时的交情”。不过,以往,艾佳调岗前,也会和一些走得近的同事,彼此分享八卦,畅谈生活,出去喝酒吃肉。

之前,中午休息时,不少同事喜欢和健谈的艾佳一起遛弯、闲逛。

但转岗后,同事都“变脸”了,见了面也只是敷衍地点下头,就匆匆调头离开。甚至,在单位食堂就餐时,也没人再跟他坐在一张桌子。

贾维(化名)曾是艾佳在单位里可以“无话不说”的朋友,两人性格相仿,兴趣相投,经常一起吐槽,算得上是“好基友”。

转岗后,贾维却单方面切断了和艾佳的交情,感觉到好兄弟的冷淡,艾佳尝试邀请他出去喝酒吃饭,贾维也总是找理由婉拒。

更让他感到无奈的是,微信朋友圈里的近百位同事,基本上都成为“僵尸”——他们集体对艾佳屏蔽了朋友圈。

艾佳知道,他被同事们疏远了,他主动的善意也从未得到同事的回应,一堵隐形的玻璃墙无处不在。

除了这些,跟同事们工作中的对接也多了几分“公事公办”的感觉。

明明一个电话或者微信就能回复的问题,对方往往要求通过内网邮件发送留痕,而且抄送上级领导,“感觉到根深蒂固的疏离,甚至还有些敌意”。

一开始,艾佳并不习惯,甚至有些委屈。

他有次和同事抱怨说,“咱们部门也不是故意给人找麻烦啊?!”

比如,了解到公司员工对财务报销速度过慢怨声载道,艾佳和部门同事,推动财务部门“整风整纪”,缩短了报销流程,“基本上当周就能报销,但同事们也不会感激我们”。

时间久了,艾佳也释然了,他的第一职责就是监督,而监督别人,在大多数同事看来就是“找茬儿”、“搞事情”。

如今,他习惯了这些疏离,也理解了同事的行为,同事一方面担心无意中的说辞,会成为他发现线索的来源,另一方面也不愿意因为显示出和他关系亲近,被人误认为是“举报者”。

如今,午餐时他会选择一个角落默默就餐;饭后经常经常独自一人去散步。

五、晋升通道狭窄,我打算考公上岸

除了被疏远的孤独,长远的职业规划,更让艾佳感到焦虑。

按照现行的制度,地方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一般是公务员或事业编,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纪检监察干部”,晋升通道相对比较通畅。

而金融机构作为企业,内部的纪检监察人员,并不具备干部身份,大多是合同制员工。

身份不同,待遇不同。地方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带着工作证,配合单位的介绍信,基本上在各地都能获得相应的协助。而艾佳的工作证,则只能在他所在机构内使用。

除了“名分”的考虑,职业通道狭窄也让他头疼。作为普通员工,艾佳在纪检监察条线上升为管理岗位的机会基本上没有。

与此同时,面向市场的金融机构中后台部门人数有限制,领导坑位更是屈指可数。按照他所在部门的人数,部门副职的配备计划都遥遥无期。

目前,他在准备公务员考试,希望进入体制内成为真正的“纪检监察干部”,继续从事纪检监察工作。

作为备选方案,他还准备参加被称为“天下第一考试”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并开始学习网红教授罗翔的刑法课。

受过良好高等教育,拥有名校光环的艾佳,其实也知道“公考”和“法考”的挑战。不过,在他看来,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这不算内卷,当作提升自己吧”,艾佳说,“我觉得纪检工作是有价值有成就感的,但是在企业内部干反腐,很孤独很尴尬,前景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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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Unsplash,基于CC0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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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位高如包拯,配备顶级办案团队,外加一把手背书,也一样艰难险阻。更何况无权无背景的一介小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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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唉,公司中见不惯的事情太多了,要做什么也的角色也要承担什么样的结果吧,有好有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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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毕竟是要做一些得罪人的事,所以发展还是挺受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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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看完吓得我要可能也会选择进入体制了,真的现在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其实有时候安逸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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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他的角色相当必要。但毫无疑问,在同事看来,他是个“杀气腾腾”的另类。他们对艾佳绕道而走,关闭了朋友圈,连往常交好的同事,也变成了淡漠的“点头之交”。这句话形容的太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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