忒修斯之船上的春晚:技术与传媒变革的试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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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00后、10后会想起当今的春晚,或许在微博上吐槽,在支付宝上集五福,会成为他们童年的美好回忆。

公元一世纪,希腊哲学家普鲁塔克提出一个悖论:

如果忒修斯之船上的木头被逐渐替换,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那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

这个命题拿来形容今天的春晚同样适用。

1983年到今天,春晚导演换了一茬又一茬,春晚观众来了一代又一代,甚至春晚这艘大船所航行的时代已经跨越到了又一个戊戌年的历史三峡,它所承担的功能却始终从未改变。

春晚作为1983年就开始诞生的国家工程,它一直承担着连接十几亿人的政治使命。不管价值观的区别有多大,至少这一晚,它要让十几亿人在同一个屏幕面前,感受同一份年味。

春晚是技术与传媒变革的试验场,也是国家意志与民众情绪交汇、融合、对话的舞台。

1983年,思想领域的保守与改革不断发生碰撞。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

1978年2月6日除夕夜,复播不久的中央电视台恢复播出“迎新春文艺晚会”。歌舞表演、相声评书、京剧游戏成了这场晚会的主要内容。

此后的几年,“迎春晚会”依旧在播出,不过每年的晚会都是录播。

1982年11月的一个冬雪下午,时任央视台长的王枫把当时的央视文艺部歌舞组导演的黄一鹤叫到了办公室,希望把这一年的“迎春晚会”交给他,要求是有新意、能吸引观众。

胆子大的黄一鹤做出了决定:搞直播。内心忐忑黄一鹤原以为直播方案会遭到挑战。没想到的是,王枫召集技术部门研究后,第二天就爽快地答应了。

事后,黄一鹤才知道,促成这个决定的原因是——没钱做录像。录像机一个磁头就要3万美元,为保证日常节目录像播出,晚会只能省钱“从简”。

黄一鹤想挑选老熟人马季、姜昆做主持人。结果有人认为,“马季太俗,姜昆太嫩。”相声演员格调不高,会使整台晚会流于庸俗。央视晚会气氛应该庄重,相声演员坐主持人偏离传统,央视的新闻播音员更胜任这个任务。

好在姜昆在当时是优秀青年代表,这套江湖名头让黄一鹤可以成功撇开反对声音。

时势造英雄,技术与传媒的变革,与那个左右迷茫又充满不确定性憧憬的时代交织在一起,把1983年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送上了神坛。

1978年,全国电视机只有100多万台,绝大部分都是黑白电视,只有少数机关单位或是干部家庭才能看到晚会。但是1979年,全国电视机拥有量就达到485万台,1982年达到2761万台。

甚至,电话点播节目,也成了这届春晚的一个环节。

1982年9月22日,第一批共22个投币式公用电话亭在北京市东、西长安街等出现。全国的电话用户已经超过了300万。

点播的出现也造就了一个至今无法打破的记录。

李谷一唱了7首歌,被禁播的《乡恋》也在这台春晚上因太多观众点播,被解禁了——春晚现场,五六盘盛满点播条的盘子递给时任广电部长吴冷西,揭开条子一看,清一色都是《乡恋》,看得他直摇头。考虑再三,最后一跺脚,《乡恋》还是播了。

晚会结束后,央视受到了群众来信,称央视是“人民自己的好电视台”。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经过了近20年的禁锢,审美和猎奇的大闸在一瞬间被拉开。直播的不确定感以及随机性给荧屏前观众带来的冲击力可想而知。

黄一鹤没想到的是,这个诞生在边缘地带的“创业项目”,居然在他手里一办就是4年。甚至从此成为固定项目,至今已经到了第35个年头。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晚,好看不好看,所有人心里都有一本账。但如果你依旧把春晚看成是电视上那台文艺晚会,那恐怕是有些狭隘了。

詹姆斯·卡斯在《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一书中写道:

世界上至少有两种游戏。一种可称为有限游戏,另一种称为无限游戏。有限游戏以取胜为目的,而无限游戏以延续游戏为目的。

迟宇宙老师在《陈冠华的“五福”》一文中用了这样的观点来形容支付宝2016年和2017年“集五福”:

2016年是“有限游戏”,因为只有少数人拿到了敬业福,对于用户来说,他们只在乎输赢,输赢一旦分明,游戏便结束了。而2017年平分数亿元红包,没人拿到两三块是一场“无限游戏”。每人都参与的“集五福”正在演变成一种新的年俗。

春晚也像“集五福”,无论赵本山小品上与不上,无论你骂还是不骂,它都是一场35年前延续至今的“无限游戏”。

它存在的本质不是为了输赢,而是某种对话与狂欢。春晚就像是一个立方体,荧屏上的那个春晚仅仅只是一面,但是如果你把微博上、朋友圈里以及各色话题综合在一起来看,会发现这样的春晚其实更立体、有趣。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春晚作为国家工程,它也是国家层面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它所容纳的社会关系、文化现象、社会反馈,恐怕才是需要审视的全貌。

正如我在《微博+春晚:名利场、碎片化的弥合者》一文中所说的:

点评春晚,甚至比春晚小品相声更令人发笑。

“点评春晚大会”这几个字也表达了年轻人面对春晚时的戏谑态度:

他们并非不看春晚,而是依旧在微博上看碎片化的春晚,并且通过微博这些社交媒体去寻找乐趣,发散春晚中的一个个段子和梗。

所幸的是,央视似乎也意识到了互动和参与的重要性。2018年的春晚,与微博、阿里这样的企业也有了更深的合作。

在微博上,“看春晚、刷微博”这样的活动下面设了“整点红包雨”、“微博聊春晚”、“点亮中国赞”、“春晚段子”一系列板块。春晚模仿大赛、直播答题、短视频内容正在得到更多年轻人的参与。微博参与,正在得到春晚官方的重视。

春晚和淘宝之间的合作则是延续了传统的“集五福”以及绑定“亲情账号”这些举措。

当然,两种合作还是有些不同。微博在除夕前将年三十和大年初一两场“春晚答题王”活动的奖金提高到单场500万,并且大年初一题目都是来自于狗年春晚,给春晚导流的意图非常明显。

这次导流,显然是一次双赢。获得了数以亿计的反馈。

除夕及春晚期间,微博活跃用户达到2.2亿。春晚直播期间,讨论春晚的微博7577万条,互动量2.12亿次,#春晚#话题阅读量增加65亿。春晚相关短视频的播放量达到8.7亿次。点亮#中国赞#活动全民点赞20.58亿次。

微博甚至配合春节,在纽约时报广场扯出了“给全球华人拜年”的巨幅广告。给自己刚刚发布的财报“加冕”。

春晚这一系列合作,某种意义上看,是在通过技术手段以及新的传播媒介扩大春晚的场域与概念。

35年前的春晚,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里,人们挤在电视机前,点播李谷一的《乡恋》,对马季、姜昆评头论足。

在今天,人们只是把目光转向了微博这些社交媒体上,他们依旧在对贾玲、周杰伦解构点评。

这个春晚或许从节目上看,依旧没有摆脱过去的窠臼,但从媒介手段来看,它却是无比成功。在互联网巨头的加持下,荧屏外春晚形式的创新,这才是我们真正可以期待的——一如35年前那次直播和点播带来的参与感那样,微信支付2015年和春晚的那次合作,开启了春晚台网互动的新篇章。

今年春晚播出前,央视记者采访春晚导演杨东升时,问到一个问题——对网友们的“吐槽”杨东升是否已经有了预先的心理建设?杨东升回答:“没事,吐槽都是很善意的。”

2015年,央媒曾发声说,不吐槽,春晚死。“不完美”拯救了春晚热度——社会意识日渐多元、社会话语愈发嘈乱的当下,春晚对体现国家意志、整合社会思想、传承传统文化的作用不容低估。一届没有话题和热度的春晚难以想象。

还是那句老话。

春晚作为一种庆典仪式就其本身来说代表着某种的立场,它是一种宏大叙事,是权威话语的展现舞台。而比春晚更“热闹”的“后春晚”的网络舆论则更像一场大众的狂欢。

在这里,人们遵循的是自由的法则,他们尽情地解构,恣意地嘻笑怒骂。在话语狂欢中,权威被消解,制度化的结构被弃置一边,“插科打诨”代替了“正襟危坐”,各种诙谐、戏谑的表达互相交织。

公众号“浮士德”说,饱受诟病的政治化、国家主义、宏大叙事与除夕夜的全民狂欢并不违和:

白云黑土《昨天 今天 明天》不政治么?“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在嘻哈中完成了嘻嘻哈哈,也没人觉得多不合适。

套用这句话来说,微博、淘宝、支付宝今天所做的事情不也是国家主义、宏大叙事的另一种手段,但你似乎也并没有感觉到违和。

多年以前,80后对春晚最美好的回忆,可能就是一家人整整齐齐坐在电视机前看完最后的《难忘今宵》。

多年以后,00后、10后会想起当今的春晚,或许在微博上吐槽,在支付宝上集五福,会成为他们童年的美好回忆。

春晚一直就是技术与传媒变革的试验场,技术与传媒变革在这几年中执行力度众人可见,作为国家意志与民众情绪交汇、融合、对话的舞台,它也迟早会接纳更多内容。

春晚倚靠着国家意志以及春节这个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历史IP,不管怎样,每一年都能够形成现象级的社会讨论。

这场“无限游戏”,总会如同年夜饭一样,一直持续下去,直至节目内容发生另一次35年前的改变。

#专栏作家#

吴俊宇,微信公众号“深几度”。独立撰稿人,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专栏作家。关注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以及数码家电的产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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