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三年后,我又跳回大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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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环境的变化,现在,一些原先从大厂跳出去“上岸”国企的职场人,又想从国企回流至互联网公司了。这篇文章就讲述了这样的职场人故事,一起来看一下。

每月3000元的餐补减少到了1500元,1500元的电影票和健身卡补贴则直接取消,从2022年开始,工资变相缩水的肖月,就有了从国企离职的打算。在筹备近2年后,肖月终于在今年3月入职了一家互联网大厂。

2021年大学毕业时,当大部分同学选择进入互联网大厂时,作为计算机相关专业的985本硕的肖月,放弃了美团、网易、京东和快手四家互联网大厂的offer,进入国企。“与互联网高底薪+提成不同,大部分国企是低底薪+高福利。”但随着福利待遇大不如前,只剩下稳定性的国企,越来越拴不住肖月想要离开的心了。

在国企的三年时间,肖月从没拿到过入职时单位承诺的20w年薪,加班的时间却越来越长。同学聚会时,飘进耳朵里的大厂同学们升职加薪的喜讯,更加剧了肖月离开国企的决心。

同样在三年前进入国企的大东,更是早肖月一步跳回了互联网大厂。

不同于肖月的校招,大东是从互联网大厂“上岸”到国企。2021年兴起Web 3热潮时候,大东所在的AI相关的项目组,并不被公司重视。恰逢一名为国资委全资控股集团招人的猎头找到了他:更高的职位,独立负责项目的权力,且承诺享有公司最好的资源,这些条件无一不打动他。

但进入国企仅仅半年,招大东进来的领导因为公司内斗而被调离,大东也开始被边缘化。与此同时,曾经那些和自己同级别的互联网前同事,有的已经开始操盘起千万级别的项目。

一度暗喜自己提前“上岸”国企,不用面对35+红线压力的大东,有了新的体悟:比起年龄,能力的停滞甚至下滑带来的压力更大。尤其在AI热潮兴起之后,当得知当年一起在大厂奋斗的同事,被投资机构找上门来提供创业机会,大东开始有些后悔当初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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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跳槽到互联网公司,国企的工作经历反而成了肖月的劣势。为了把劣势转化成优势,肖月开始有意识地在工作中积累起大量的供应链资源,最终借助同学的内推,跳进了自己理想的大厂。

但跳回互联网大厂只是第一步。迎接肖月的,是远超国企的工作难度,和退回到刚毕业时的薪水。

“领导说话的速度都比国企领导的快。”这种快,不仅体现在语速上,更体现在工作节奏上。会议刚刚结束,领导就让肖月第二天给出需求文件,而在国企,文件往往是在会议结束后一周内提交。

进入大厂后的肖月,经常是上个需求还没写,下一个会议就已经接了进来。在国企的时候,领导基本上不会在周末给她打电话,但现在,肖月几乎每时每刻都盯着手机,熬夜加班是常态,过周末更是成了奢望。

即便如此,在入职一个月后,肖月还是被领导约谈了,“不能快速适应企业文化,快速输出。”肖月心里清楚,如果无法快速适应,自己很有可能过不了试用期。

在肖月担心自己过不了试用期的时候,同样从国企跳回大厂的90后男生木易,已经不得不开始考虑寻找下一份工作了。

因为不想被“一张报纸一杯茶”的职场现状磨灭生活的热情,在周遭亲戚和朋友的一片反对声中,经过长达一年的筹备、筛选和面试,木易还是踏出了国企的舒适圈,一脚迈进了互联网公司的大门,成为公司法务部门的一员。

但等待他的不是升职加薪走向人生巅峰,大厂第一课就让他感受到了互联网公司的“甩锅”文化。木易进公司后参与的第一个商务谈判未达到公司预期,在领导问责下,业务部门把责任归咎成木易合同审核功底薄弱。就这样,木易在试用期的第三周就被公司辞退了。

三人中唯一有过大厂经验的大东,“回流”后的挑战也不小。依靠在国企的资源积累以及在互联网大厂的人脉背书,去年9月,大东回流到了另一家互联网大厂,工资也比原来在互联网公司的时候涨了一些。

但比起三年前,大东明显感觉到项目的变现压力更大。曾经作为甲方的他,如今只能以乙方的身份一家家跑企业,说服对方试用产品。

最让大东感到亏欠的还是老婆和孩子,当初大东“上岸”国企,除了有对职业前景的考量,也希望自己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但现在,孩子生病在医院哭着找爸爸,大东也只能在会议间隙,通过视频电话不停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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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肖月和大东进入国企的时候,也曾有过一段轻松惬意的生活。

肖月是以管培生的身份被招进国企的,入职的时候公司表示要按产品经理方向定向培养。但因为项目少,且有外包团队负责执行,肖月更多做的是上传下达的工作,具体事务都是外包团队在干。

但这样的清闲日子,肖月只过了一年。当公司为了控制成本而砍掉外包团队后,那些繁杂琐碎的工作便落在了她的身上,下班时间也从准时下午五点,变成时不时加班到晚上八九点。

比起互联网大厂产品的快速迭代,肖月所写的需求文档,甚至半年都没办法落实。尤其是当大厂的朋友与她分享,自己入职两个月就给某应用增设了新功能的时候,肖月的落差感越来越大,工作的热情和斗志也在逐渐消退。

除了工作价值,肖月的落差感还体现在薪资上。入职时,公司对肖月的承诺是第一年薪资不低于20w,而同批进入互联网大厂的同学们,年薪最低的也超过了25w。

但从肖月入职的第二年开始,各种福利补助不是腰斩就是取消名目,肖月大概计算了下,自己每月福利至少减少了3000元。而作为年薪大头的年终奖,更是因为公司效益不佳,全员缩减。更糟糕的是,作为新员工的肖月,还得“扛”起部门最低绩效的指标。

受上述因素影响,除了第一年,肖月把所有福利折现计算后勉强拿到了20w,此后工资一路下滑。“基本上降了40%。”工资降了,肖月的活儿却越来越多。

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厂的同学们也抱怨每天卷得要命,但各种项目提成拿到手软,不少人年薪超过了30w。“人家加班还报销打车费,30w还没算上加班费呢。”这让肖月跳槽的心变得越来越坚定。

对于自降薪资“上岸”国企的大东而言,福利待遇的“缩水”是他可以预见的,但能力的断崖式下跌却使他倍感焦虑。

刚进国企时,大东感受到了久违的松弛感,曾经在大厂一个月完成的工作,在国企能干上半年。每天晚上7点就下班陪老婆孩子,甲方身份的转换也使他在工作中更受尊重,这些都是大东之前在互联网大厂的时候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但大东并不想“躺平”,进入国企的他,仍然想做出一番事业。“当初招我进来的领导是个实干派,想要做的事情也很多,我的技术能力和互联网背景正是对方所看重的。”但随着领导的调离,大东的话语权越来越低。

“经常会为了迎合政策而做一些不具备市场价值的产品。”在大东看来,不同于互联网公司由市场导向研发产品,国企更易受政策导向。“比如市面上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产品,但我们依然花钱去研发,供下属单位使用。但实际上,产品完全没有市场价值,也竞争不过原有产品。”

在国企“束手束脚”的大东,明显感受到自己的能力还停留在三年前,反观比他晚进入大厂的师弟师妹,有些如今已经成了公司核心项目的操盘手。

身处技术快速更新迭代的AI行业,感受到自己核心竞争力正在消失的大东,变得越来越焦虑。尤其是得知当初跟自己能力不相上下的同事已经开始创业,大东想回大厂的心越来越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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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回到互联网大厂,大东又有了掌控自己人生的自信。不同于在国企看不到来自一线市场的直接反馈,如今直面市场的他,一点点数值的变动都成了他优化产品和了解用户的标尺。

基于对市场的了解,大东也开始探索副业。不久前,他和朋友一起开发了一个小应用,投入市场后也赚了点钱。“项目和35+红线的压力仍在,但未来同样宽广。”在大东看来,互联网公司即便不是职场终点,也是自己通向下一站的更好跳板。

刚进入大厂两个月的肖月,也正在努力不去想“能不能过试用期”,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这两个月学到的恨不得比我在国企一年学到的都多,就算过不了试用期,这些收获也值得我勇敢迈出这一步。”

快速失业的木易,在经过长达一个月东奔西走地面试后,也终于找到了一份互联网教育的相关工作。对于逃离国企的决定,木易并不后悔。“还是要趁年轻出来闯一闯,与其在国企‘温水煮青蛙’,不如早点出来摔打。”

不过,在大东们选择离开“国企”跳回大厂之余,“上岸”国企仍然是不少打工人的就业偏好。

近期智联招聘发布的《2024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2024届求职毕业生中,有47.7%的人希望进入国企工作,占比排名各类型企业之首。期望进入国企的毕业生比例,已经连续5年呈上升态势,从2020年的36%持续上升至2024年的47.7%。

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视频编导的阿萌,近期成了备考“上岸”国企大军中的新成员。32岁的阿萌,在经常熬夜加班的压力下,时不时开始有心跳过速的症状,“我真的怕自己哪天突然之间心梗或猝死。”

工作稳定、朝九晚五、周末双休……对于每天被无休止的加班、OKR绑定,还要恐慌35+红线和裁员的阿萌而言,充满了诱惑。

为了尽快“上岸”,半年来她已经参加了10多场面试和笔试,“国企招聘也是有年龄红线的,员工社招年龄通常在35岁以下,我的年龄和双非硕士的学历都不太占优势。”上个月,阿萌在生日时许下了新的愿望,“今年成功上岸。”

作者:张琳;编辑:赵晋杰;本文由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作者【字母榜】,微信公众号:【字母榜】,原创/授权 发布于人人都是产品经理,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题图来自Unsplash,基于 CC0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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