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勋不属于真正的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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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11 月 12 日,执掌英伟达 33 年的黄仁勋辞去 CEO 与董事职务。此前一周,他因与一名被指为间谍的中国女性的关系,面临美国国会三个委员会的联合闭门问询,董事会则在他表态愿意回归时关上了门。

2026年11月12日,黄仁勋辞去了英伟达 CEO 和董事的职务。

一个月前,如果有人讨论“谁能决定黄仁勋在英伟达的去留”,听上去还近乎荒唐。作为掌舵33年的创始人,他通过技术远见、长袖善舞的沟通和说服能力、复杂的资本交易手段和近乎独裁者的统治风格,一手将公司推上了 AI 时代的王座,看似无可撼动。

英伟达官网黄仁勋的介绍与肖像图

英伟达官网黄仁勋的介绍与肖像图

但在他被迫下台的这一周,权力的逻辑彻底反转:他即将面临美国国会三个委员会的联合闭门问询,被迫交代与一名被扣上了“间谍”帽子的中国女性的私密关系;而他亲手组建的董事会,不仅迅速解除了他的职务,还在他公开发声“愿意回归”时,冷淡地关上了大门。同时,英伟达发布了历史性的千亿美元营收财报,试图用完美的业绩向世界宣告:这个帝国已经不再需要它的缔造者。

风暴的阵眼是新加坡云计算公司 Megaspeed。美国情报部门的怀疑与调查,配合着一贯厌恶 AI 与财富的美国主流媒体的推波助澜,将“大国博弈”的宏大叙事与极其私密的花边新闻绑在了一起。尽管迄今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黄仁勋与来自中国的黄女士的私人交往是一起间谍事件,但黄仁勋捍卫自己对英伟达掌控权的防线已经从内部崩塌。

英伟达已经重组了它的董事会,新任董事会将“国家安全”视作最优先的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愿意力证黄仁勋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清白,但他的国务卿卢比奥显然更愿意将黄仁勋贴上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标签,他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则明确表示不接受黄仁勋的回归。而英伟达的代理 CEO、黄仁勋时期的首席财务官已公开表示:停止向中国出售特朗普已经批准的 H200 先进 GPU。

一家处在世界 AI 产业中心的硅谷科技公司决定由谁继续掌舵和产品对外销售政策,已经必须考虑参议员们立场、情报机构的怀疑和内阁部长们的表态,华盛顿对硅谷商业行为的影响深入到这一步,已经让人们对今天硅谷的氛围深感寒意。

几十年来,硅谷一直披着一层迷人的、玫瑰色的进步主义滤镜:这里是车库极客颠覆权威的圣地,是开源代码跨越国界的乌托邦。人们深信,科技的使命是普惠与连接全人类,而非服务于冰冷的国家机器。因此,当今天的硅谷赤裸裸地站在大国博弈的火线,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前哨时,很多人感慨:“硅谷变了”。

但这不是硅谷的堕落,而是它褪去“伪装”后的本来面貌。

网景联合创始人、硅谷知名投资机构 Andreessen Horowitz 的管理合伙人马克·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在一档播客节目里一语道破这种认知错位:科技圈那种“绝不与军工复合体同流合污”的清高,不过是冷战结束后一段短暂的和平幻觉。撕下这层进步主义的浪漫包装,硅谷的真正底色从来都是国家意志。如果把时钟拨回冷战初期,工程师与美国政府的深度绑定才是天经地义——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科技乌托邦,这片土地最坚硬的基石,一开始就是用五角大楼的订单和军备竞赛的图纸垒起来的。

冷战时期的硅谷:五角大楼的后花园

桑尼维尔(Sunnyvale)是一座我最熟悉、充满私人感情的硅谷小镇。我在这里断断续续地住了15年。

在我刚搬到这里的时候,离我住所最近的硅谷巨头是雅虎和赛门铁克;几年后,Google 和 LinkedIn 的若干个园区占领了几座地标性的办公楼。5年前,这里最新潮的公司是从事基因检测的 23 & Me,创始人是 Google 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的前妻;最近两年,离我住所最近的知名创业公司换成了做机器人的 Figure。

而假如你回到1964年,想见识一下桑尼维尔,最了不起的技术公司,人们很可能把你指到洛克希德,一家今天被视为是军火商的科技公司。

那时这里已经在做侦察卫星。洛克希德的阿金纳航天器工厂旁边就是空军卫星测试中心,连中心所在的地,都是洛克希德在 1959 年从自家厂区划给空军的。所谓五角大楼的后花园,在当年的桑尼维尔,差不多就是地图上的事实。

往北的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现在是硅谷最贵的地方,刚刚过去的万圣节,这里的每一座豪宅门口都围满了卡来讨要糖果的小孩。Google 的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缔造了苹果的乔布斯的遗孀和家人,Meta 的创始人扎克伯格等人都住在这里。而冷战时期,这里最著名的地标,只有后来名满天下的“惠普车库”。

1939年的惠普车库

1939年的惠普车库

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和戴维·帕卡德(Dave Packard)1939 年在这里合伙创业,以它们各自的姓氏命名了惠普(Hewlett-Packard,HP)。而到了 1941 年,休利特已经应召入伍,在美国陆军通信兵服役。他留在加州的公司替海军做过天线控制装置,也生产过海军研究实验室开发的舰载雷达干扰设备。

1940 年惠普只有10名员工,战争结束时有了200人。后来的硅谷同时从这里继承了两样东西:一间象征创业自由的车库,以及第一代创业者怎样把小作坊做成工程公司的经验。而很少有人会想起来,这两项最宝贵的经验,起初都是为了快速组装生产军方需要的战时武器,而非为了平等、自由、创新和全球化。

到了冷战时期,给“硅谷”带来那个“硅”字的全部生意,几乎都可以追溯到轰炸机上。

1958 年,被视为硅谷传奇开始的仙童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接到了第一笔订单,源于 IBM 联邦系统部门要买 100 只硅晶体管,每只 150 美元,用在美国空军 B-70 轰炸机的机载计算机里。对一家缺少生产履历的新公司,这是很特别的客户:它肯为昂贵的新器件付钱,因为飞机上的计算机有普通机器不必满足的规格。

仙童半导体八位创始人合影

仙童半导体八位创始人合影

随后,民兵导弹项目又给仙童带来了大笔订单: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部技术史所引的估算,1965 年,美国国防部仍买走了全美约 72% 的集成电路。

今天人们熟悉的硅谷先研发创新的技术和产品,再到市场上寻找客户的顺序,被称为 product market fit,也就是随处可以听见的 PMF,在早年的硅谷是一个彻底倒过来的逻辑。来自五角大楼的客户有一个非解决不可的问题,于是一批工程师因此有机会开一家公司,解决这个需求。

这门生意也让硅谷很早就有了一批反对它的人。

1969 年 4 月,数百名斯坦福学生占领了应用电子实验室。当时越南战争还在继续,学生知道校内许多国防机密研究在这栋楼里进行,他们要求斯坦福大学交代他们的研究究竟服务于谁,并抗议他们的研究成果被无休止地应用于战争和对抗,而非和平。

1969年斯坦福学生反战运动

1969年斯坦福学生反战运动

来自旧金山湾区另一家知名高等学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计算机研究人员李·费尔森斯坦(Lee Felsenstein)将硅谷的反战情绪推动成为信息技术第一次进入普通人生活的运动。

他参加过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后来和同伴在一家唱片店放了一台庞大的终端计算机,让普通人自己在里面留下消息、并检索别人的帖子,这就是个人计算机的最早起源。后来,他又主持了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聚会,与乔布斯一同创建了苹果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成了其中一员。

同一时期,芯片的价格在逐渐下降。1968 年,美国国防部采购的集成电路份额已降到 37%。同期,英特尔成立,最早在做存储器芯片,到了 1972 年,它的 1103 内存芯片已经用在美、欧、日 18 家大型机制造商中 14 家的产品里。

厌恶技术被军事需求无休止劫持的硅谷街头运动青年想让普通人也用得上计算机,新一代的芯片工程师的工作降低了芯片的成果,它们的共同作用,催生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信息技术产业公司之一:苹果。

1976 年,沃兹尼亚克和乔布斯推出了 Apple I。1979 年,乔布斯在 Palo Alto 的施乐实验室第一次看到了可以用鼠标操作的图形界面。几年以后,普通人也认得划时代的图形界面操控的个人电脑—— Macintosh。

初代 Macintosh:屏幕、键盘与鼠标

初代 Macintosh:屏幕、键盘与鼠标

苹果改变了世界对硅谷的印象。可是直到 1989 年,硅谷最重要的城市——圣何塞(San Jose)都会区按每名就业者创造的产值计算,国防需求的合同金额仍是全美第一,高达4590 美元,而同期全美从业者为国防需求创造的平均产值为1060 美元。

硅谷的和平繁荣:黄仁勋的世界观幻象

一切忽然就结束了。

1989 年 11 月 9 日,柏林墙开放。在华盛顿,时任总统老布什和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是在书房的电视机前看着这一幕的。两年后的圣诞节,戈尔巴乔夫辞职,克里姆林宫降下苏联国旗。

而在加州,冷战终结的稍微晚一些:1989 年到 1995 年,硅谷国防及相关行业就业人数从约 7.7 万降至 4.5 万;洛克希德在当地的雇员在 1986 年高峰时约有 2.5 万,1995 年只剩约 1.1 万。对失去饭碗的人来说,“和平红利”听上去未免有些刺耳。

美国政治家很难再以同样的理由,要求美国人民长期供养一整套位于硅谷的军事实验室、承包商和工程师。而另一个问题也接踵而至:美国人会不会刚刚赢得一场冷战,转身就输掉下一代产业?

1980年代,日本企业已在动态存储器市场占了上风。1987 年,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担心半导体制造能力正在流向以日本为首的外国竞争者,随之而去的还有技术领先地位。到了1990年代,在旧金山湾区讨论美国的前途,东京的压力已经远远超过了莫斯科。

1993 年 2 月 22 日,上任刚一个月的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来到了山景城(Mountain View),6年后诞生 Google 的地方。

在位于 Mountain View 的硅图(Silicon Graphics)——这家以图形工作站闻名的公司的园区,克林顿总统谈及美国如何该保持技术领先,怎样给美国人创造待遇优厚的新工作。

现场有位员工拿总统开起玩笑:看新闻实在看不明白联邦预算,是不是因为白宫还在用林登·约翰逊时代的电脑?

大家都笑了。克林顿认真接了话:他请硅图的工程师帮忙想想,有什么图像可以让美国人看懂财政赤字是怎么回事,而政府的预算花在了哪里。而戈尔则讲到日本企业怎样改进质量管理,还提醒听众,日本和德国都在争将来的环保技术市场。

以往一位美国总统来尖端技术企业,比如洛克希德马丁,可以向国民解释的技术创新的成果是一架飞机和一颗卫星。而在这个冷战结束刚刚不久的春天,克林顿站在一群会做三维图像的研究人员中间,谈得最多的却是未来的经济——他正是用”笨蛋,是经济”的竞选主轴,击败成功发动了海湾战争,在自己任期内终结冷战的共和党老布什总统的。

1993 年,民用研发约占联邦研发预算的 41%,而克林顿希望到 1998 年使这个比例超过一半。

3 月,政府着手落实前一年立法设立的“技术再投资计划”,用联邦配套资金支持同时具有民用和军事价值的技术。1997 年,白宫发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替刚起步的互联网商业回答了一个日后看来颇为奢侈的问题:电子商务的繁荣,私营部门必须起主导作用。

曾经教导硅谷按政府规格造设备的华盛顿,如今在用政策和预算鼓励工程师,去找政府以外的买家。

硅谷的年轻人因此得到了自由,政府在适当时候退场了。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 NSFNET 骨干网,原先把大学接入超级计算中心。到了 1995 年 4 月,这条公费维持的骨干网退出运行,商业网络接过了流量。在政府出钱时,首先要向纳税人说明,哪些机构有资格使用这项资源,而高校学生、书店老板和软件公司都能买到互联网接入的时候,谁可以开一家网上书店、谁可以做一个网页目录,就不用等基金会逐一批准了。

在克林顿在 Mountain View 硅图总部发表演说之后的六个星期,1993年4月5日,一家从事三维动画显示处理器的公司在10英里之外的圣克拉拉的一间 Denny’s Restaurant 的分店里成立了,它的创始人是克里斯·马拉科夫斯基(Chris Malachowsky)和柯蒂斯·普里姆(Curtis Priem)和黄仁勋,这间公司的名字叫英伟达。

黄仁勋2023年重返 Denny’s

黄仁勋2023年重返 Denny’s

次年,另一位从中国台湾移居美国的年轻人杨致远,和斯坦福同学戴维·费罗(David Filo)开始用信息检索技术整理他们喜欢的网站,这便是后来的雅虎。

同一年,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在斯坦福数字图书馆项目从事网页链接的研究,资助者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很快,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退出了大多数类似的项目,他们开始独立进行这项研究工作,在三年之后,研究成果变成了 Google。

再后来,扎克伯格在大学宿舍里办起 Facebook,Twitter 在旧金山诞生。

整整20年的时间,华盛顿在硅谷被“解放”之后的繁荣中几乎没有戏份。而至于一个产品到底有没有前途,那一代创始人都习惯拿全世界究竟有多少人愿意作为最有力的答案。

在旧金山湾区,一个人的出生地与他将来要为哪一国的客户做产品,也越来越少是同一个问题。

1998 年,硅谷约四分之一的高科技企业由华裔或印度裔管理者执掌;仅这一年,这些公司就有近 170 亿美元销售额,雇用了超过 5.8 万人。

全世界最聪明的技术移民,在硅谷是工程师和老板,也是把新公司介绍给海外投资人、工厂和客户的人。对一位想在加州研发设计、到亚洲生产、再卖到欧洲的创业者,谁越知道该如何把这些节点用自己的资源、人脉和人格魅力串起来,谁就是被人尊重和效仿的对象。

这便是黄仁勋和英伟达的来历。

几个有技术信念的年轻人来到了硅谷,其中最擅长做生意、最有技术远见和洞察力,最不愿意服输的那个是来自亚洲的移民。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大量刚刚从冷战的军需订单中被“解放”出来而无所适从的半导体和机器工程师。他们想的是如何开发一款让人们在刚刚兴起的个人电脑上尽情玩三维游戏的图形显卡——这件事与国防、军事和信息安全彻底无关。

而且,英伟达早年的图形芯片 NV1 由欧洲的 SGS-Thomson 合作生产;接下来影响公司生死的是日本人——英伟达为世嘉开发游戏机芯片,选错了技术路线。世嘉得去找别的供应商,而英伟达没有多少钱再试一次。世嘉当时负责美国业务的入交昭一郎却回头游说东京总部,将500万美元订单转化成了投资英伟达的股份,而这仅仅是因为入交昭一郎喜欢黄仁勋的性格。两个亚洲人的惺惺相惜,换了英伟达六个月的命——1997 年,英伟达推出 RIVA 128,顺利地活了下来。

搭载英伟达 RIVA 128 芯片的 Diamond Viper V330 显卡。图片:Mathías Tabó/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4.0。

搭载英伟达 RIVA 128 芯片的 Diamond Viper V330 显卡。图片:Mathías Tabó/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4.0

也是在 1997 年前后,他给台积电的张忠谋写信,希望台积电帮忙代工。张忠谋亲自打了电话。再看今年 5 月黄仁勋在台北的合影,他站在广达的林百里、台积电的魏哲家、鸿海的刘扬伟等人中间,像是本来就属于这一群人。相信我,如果换了同是华裔的 Alexandr Wang 跟这群台湾企业家在一起,文化的泾渭分明一眼就能看出来。

在跨越太平洋的订单和多年交情中,他们共同做大了一门世界级的生意。三十年来,这种合作不断证明着自己的价值,也很容易让人把“商业无国界”视作硅谷的常态。

黄仁勋传奇式的成功,就建立在这段经验上。

1993年4月,他开始创业时的硅谷,刚刚从冷战的外包工厂中走出来,而他本人与那段五角大楼后花园的旧式硅谷经历,毫无交集。

黄仁勋拥抱的和拥抱黄仁勋的硅谷,是充分鼓励资本和智力资源自由狂野流动的硅谷,是推动信息技术应用在消费电子、互联网和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硅谷,是在全球建设供应链的硅谷,是致力于把技术和产品推广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硅谷。这样的硅谷,成就了黄仁勋的事业,也形塑了他对硅谷的认知,以及他的价值观底色。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能看出这一时期的硅谷对黄仁勋的影响之深。

在游说白宫放宽对中国出售英伟达先进 GPU 的过程中,黄仁勋一直强调的观点是:让中国的 AI 研究人员依赖美国提供的先进技术和框架,有助巩固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否则他们将不得不依靠华为的算力和昇腾框架。

2000年3月,为了说服国会对给予中国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支持,任期不满一年的克林顿总统也在不遗余力地解释:开放对中国的贸易,让美国企业更无障碍地进入中国市场,显然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也会让中国更依赖美国的市场、产品、技术甚至价值观。

并不难看出黄仁勋的商业逻辑与克林顿在26年前的呼吁是何等的异曲同工。在那之前的一年,英伟达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当时的老黄没有理由不相信,在包括美国和中国同时设立研发团队,把对亚洲的熟悉当成不可替代的经营才能,在美国融资和上市,是一家美国科技公司最顺理成章的经营布局。

不仅是英伟达,那些由美国本地和其它移民创建的科技公司也这么想:包括微软、Google、Airbnb 和 Uber。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也是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时期华盛顿的立场。直到2010年代中期,在中国建设本地研发、产品和销售团队,对任何一家正常的硅谷公司来说,都是基于常识的战略和操作。

在2015年的一次财报电话会上,黄仁勋曾对分析师们谈及为什么英伟达 GeForce 会在中国如此普及,即一个长期很难接触游戏主机的市场,是如何催生出如此庞大的 PC 游戏生意的。而在这之前,英伟达的 GPU 已经帮中国做了更重要的事,只是在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会是一个麻烦。

当硅谷重新成为兵工厂,谁属于这里?

2006 年,英伟达推出 CUDA 架构,让研究人员也能给 GPU 写程序。彼时的华尔街分析师对此颇多批评,认为其劳民伤财,毫无用处。2012 年,多伦多大学的研究者用两块 GeForce GTX 580 训练出 AlexNet,在图像识别上取得突破。靠游戏玩家掏钱养出来的显卡生意,开始用于早期人工智能的研发。没人意识到,在短短10年之后,这项新的由 GPU 诞生的计算能力,将被美国视作核心的战略资源。

而在这之前两年,英伟达还在大张旗鼓地庆祝它对中国超级计算机事业的贡献。

2010 年 10 月 28 日,英伟达发布消息,庆祝采用自家 GPU 的超级计算机刷新了世界纪录。那台超级计算机名叫“天河一号 A”,里面有 7168 块英伟达 Tesla GPU,位于中国天津。随后公布的全球超级计算机榜单上,“天河一号A” 把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美洲豹”挤到了第二位。

站在今天回顾十六年前的这一幕,人们不禁觉得恍若隔世:英伟达不仅是一家游戏显卡公司,将 GPU 应用于大规模超级计算集群的技术远见,原来早在那时就已现端倪。而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当时,一家美国领先的计算设备公司,竟能如此堂而皇之甚至大张旗鼓地,庆祝它帮助中国国家控制的超级计算事业超越美国国家超级计算事业取得的成就。

四年后的2014 年 11 月,美国能源部宣布投入建设两台分别采用了 IBM 和英伟达技术的超级计算机。一台是橡树岭的 Summit,服务开放科学研究;而另一台是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 Sierra,承担美国的核安全任务。2018 年,Summit 帮美国再度登上榜首,超过了在无锡运行的“神威·太湖之光”,英伟达表达了同样热烈的祝贺。

Summit 超级计算机机房

Summit 超级计算机机房

看看吧,这就是黄仁勋。一个“美国梦”的胜出者,先后庆祝自己的 GPU 技术让中国超越了美国,又让美国反超了中国,英伟达都是获益者,而老黄对此毫无感觉违和。

这当然不是他的错。从他来到硅谷创业和在那之后的20年,很多人都相信这没什么不可以,这才是世界应该有的样子,也是美国应该有的样子,硅谷该有的样子。

但他们忘了,硅谷本来就不是这个样子,美国也不是,世界更不是。

硅谷与美国安全与国家竞争的重新连接,早在2003年就开始了,标志就是 Palantir 的诞生。

那一年,刚刚卖掉 PayPal 不久的彼得·蒂尔(Peter Thiel)找到刚刚在法兰克福大学取得新古典理论博士学位的亚历克斯·卡普(Alex Karp)。两名哲学专业背景的“文科生”开始商讨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既然PayPal 能从大量交易里找出欺诈者,那么美国情报机构能不能用类似的办法,从分散的记录里追踪恐怖组织?

当时,“9·11”恐怖袭击对美国民众的阴影和余悸挥之不去,华盛顿开始重新思考技术革命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关系。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投资机构 In-Q-Tel 成了 Palantir 的早期投资者,硅谷与情报部门的往来就是这么恢复起来的。

而当时的黄仁勋还在琢磨下一代显卡,以及准备推出影响深远的 CUDA。

中国也尚未成为 Palantir 和有着 Palantir 野心的国防军工复合体企业家们瞄准的对象,直到10年后。

2014 年底,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在加州里根总统图书馆的一场演说里,道出了五角大楼越来越重的忧虑:美国的十几年耗在反恐和漫长的海外军事行动上,中国和俄罗斯却有时间研究怎样抵消美军的技术优势。过去用来对付苏联的精确制导和信息技术已经扩散,下一轮优势要到哪里去找?

2015 年 2 月,美国商务部把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和长沙、广州、天津的三家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列入实体清单。联邦公报点了“天河一号 A”和“天河二号”的名字,5年前还被英伟达当作“成功案例”的中国项目,已赫然出现在美国政府的出口管制文件里。

2015 年 4 月,新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在斯坦福宣布:五角大楼要在硅谷设立国防创新实验机构。随即,他前往了 Facebook 和 a16z。

次年,Alphabet 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出任国防创新顾问委员会主席。阿什顿·卡特说的很明白:五角大楼需要用到的许多新技术,如今先在商业市场上做了出来。国防部长得亲自来找这些人,让他们重新为美国的国家竞争力服务。

从此时起,硅谷回到了“它为什么存在”的起点:成为五角大楼的后花园,和新时期美国国家竞争力的兵工厂。

全球的供应链和消费市场是英伟达面对硅谷恢复它本来面貌的沉重历史资产,但对那些 AI 浪潮中起来的新一代创始人来说,“国家安全”已经与个人偏好和自我选择没什么关系了。

把虚拟现实公司 Oculus 卖给 Facebook 的帕尔默·拉奇(Palmer Luckey),2017 年第二次创业成立了 Anduril,直接选了国防赛道,算是拥抱新趋势的第一人。

Scale AI 创始人 Alexandr Wang 在国会作证,开头就讲父母工作的地方——他的父母都是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物理学家,他说从小听到的道理是,美国的科技领先“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全球实力至关重要”。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创始人的姿态更忸怩一些,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对中国有着众所周知的莫可名状的恨意,他支持严格的对华芯片出口管制,也主动要求把模型部署进美国政府的机密网络,而到了军方要求更广泛的使用权,他又坚持给国内监控和完全自主武器划线。萨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的 OpenAI 选择与五角大楼签下协议,再在协议中声明对一些特定用途的限制。无论如何,他们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支持,都没有停留在口头表态上。

扎克伯格也一样:2024 年 11 月,在 DeepSeek-R1 引起全球关注之前,Meta 就已把 Llama 模型开放给从事国防和国家安全工作的美国政府部门及其承包商。“开源”在这里甚至成了对美国产业优势的一种辩护。

相比之下,越是在硅谷无忧无虑的“和平繁荣”时期浸淫日深的公司,越对硅谷恢复了它兵工厂本来面目的现实无所适从:2018 年,Google 员工得知公司参与五角大楼的 Maven 项目,替军方分析无人机拍下的影像,立即举行公开抗议,Google 最终决定合约期满后不再续签。迄今为止,Google 也并非白宫与五角大楼优先选择的合作对象。

而对英伟达而言,让它自己将自己置于与中国竞争的 AI 兵工厂前哨阵地,比当年冷战时期硅谷的外包商们为美国与苏联的对峙添砖加瓦困难得多。

美国与苏联并没有共同养活过一个庞大的消费电子产业,中国已经参与了美国科技企业几十年的生意,中国培养的工程师也在用美国的工具解决自己的问题。美国政府可以在国家安全文件定义谁是对手,而一家做了几十年全球生意的硅谷科技,该怎么在第二天早晨告诉的客户、供应商和员工,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成就,今天都会变成对国家不忠和罔顾国家安全的罪证?

从这些人的经历里,可以看到两代硅谷企业家不同的出发点。

即便同为华裔创业者,即便据说 Alexandr Wang 的中文甚至比黄仁勋更流利,而在黄仁勋创业时,把技术卖到全世界,是一家美国公司最自然和值得尊敬的雄心。到了 Alaxendr Wang 的这一代,怎样帮助美国保持技术优势、怎样与国家安全机构合作,已经进入了创业者对自身事业的解释。

即便同为华裔创业者,Alexandr Wang 讲起美国技术为什么要领先,会自然地提及父母每天去上班的那座国家实验室;而黄仁勋讲美国公司怎样才能领先,想到的是全世界的人都愿意用它的技术。直到他被迫离开他一手创建的英伟达的 CEO 岗位前,他还在用与克林顿和小布什时代高度接近的全球化世界观和美国利益观,对冲当今华盛顿朝野对中国 AI 进步的共同忧虑,是何等不合时宜。

黄仁勋代表的是老去的一代人持有的价值观,而曾经为轰炸机制造晶体管的硅谷,在这批年轻人身上重新找到了延续。

而恰恰在这个新的局面下给所有人供应芯片武器,并对眼前的一切感到违和的人,还是那个黄仁勋。

2022 年 8 月 26 日,美国政府通知英伟达,A100 和还没上市的 H100 出口中国,需要先取得许可证。老黄的应对方式依然带着工程师解决问题的习惯:他试图通过调整产品规格,在收紧的政治边界内保留做生意的余地。既然有性能界线,那就请工程师做一款符合要求、中国客户也还愿意买的芯片,于是有了 A800 和 H800。

2023 年,新规把这两款也纳入管制。到了 2025 年,专门面向中国市场的 H20 又需要许可证。对工程师来说,可以一项一项改规格;对政府来说,它关心的是中国最终能掌握多少算力。

差别也见诸美国政府自己的措辞。2022 年 9 月,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解释说,过去美国讨论技术出口,可以接受自己只领先几代,别人追上来,美国就再往前走一段。如今,对于先进逻辑和存储芯片,美国要“尽可能保持最大的领先优势”。

这意味着英伟达可以依照政府画出的界线交付一件性能稍差的产品;而一旦政府的目的变成拉大双方的距离,即便产品设计合规、订单真实,美国政府也可能在明天把界线挪走。对英伟达这样的公司,这是客户和工程部门都无法替它估算的风险。

“任何平台的第一项任务,都是赢得所有开发者”,黄仁勋在 2025 年这样解释过。他担心,美国把中国的工程师让给别的平台,今天少卖一批芯片,明天失去的就是一代人的软件和应用。这番话如果放回到 1993 年克林顿在山景城那场演说的背景下,几乎不用改动。而放在今天的华盛顿,他就必须解释:倘若这些工程师果然用美国芯片做出了能与美国竞争的技术,美国究竟赢得了什么。

在这场路线争夺战中,黄仁勋始终相信:把优秀的中国工程师留在 CUDA 生态里,就是在捍卫美国的平台利益。这种坚持渐渐显出一种逆势而行的悲壮。

他争取的是全球开发者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国家安全部门要求的却是美国与对手之间足够大的能力差距。他试图说服华盛顿,生意做得更广,美国的优势就会更稳固。而在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眼里,有些生意本身已经成了这种优势面临的风险。英伟达持续30年的成功经验,成了双方越来越难以说服彼此的症结。

当硅谷再次成为美国与一个大国竞争前哨的时候,它与冷战时期面临的局面更加不同,也更复杂。

1958年,当仙童半导体拿到第一笔来自 IBM 的订单时,美国空军知道自己要造什么飞机,IBM 也知道飞机需要什么样的计算机,而留给仙童的年轻工程师的问题是:那 100 只晶体管该怎么被设计出来。

越南战争陷入胶着时,不满和愤怒的年轻研究员和工程师可以抗议他们的智慧被用于无休止的战争和对抗,但他们的研究经费来自联邦政府的拨款,他们的工资来自公司接到的公司订单。他们可以追求和平、自由和技术的民主化,但必须与国家意志维持着起码的合作。

而当 Google 的工程师们抗议公司接受了五角大楼的订单时,他们的底气来自公司来自广告和云服务源源不断的收入,五角大楼的订单与那些现金流相比不值一提。而作为不同时代的半导体公司,黄仁勋手里的筹码比仙童当年更是多得多:几十年的消费市场给了他资本,亚洲的伙伴给了他制造能力,全世界的开发者替他写出了一个庞大的软件世界。他甚至多次走进白宫告诉总统,怎样做才符合美国利益。

因此,他会如此真切地相信,当全世界都依靠自己公司的技术、产品与洞察力的时候,自己也有资格参与决定:美国的技术应当卖给谁。

而越是有这样一个试图制定规则,内心却始终并未接受硅谷应优先服务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商业利益与亚洲牵连甚广,而且掌握着 AI 竞争力终极资源的存在,越是无法见容于执意将硅谷带回华盛顿后花园轨道的当下美国国家意志制定者。

两党执意要将黄仁勋钉在危害国家安全十字架上的参议员、卢比奥和贝森特们并不在意黄仁勋带给英伟达的技术愿景和洞察力;卑贱地接受着深层政府的信息施舍、佯装担当道义而大放厥词的《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和《华尔街日报》们永远无法懂得他们真正攻击的是什么;而害怕被牵连的精致利己的英伟达董事会成员们则试图寻找一个苟活的机会。

未来的英伟达,有一个像美联航或 PG&E 那么愚蠢、颟顸和追求国家庇护的垄断地位的董事会,也许并不令人意外,也并不令那些自认为捍卫了美国国家安全和 AI 领先地位的人们遗憾。

还是那句话,这并不意味着硅谷的堕落,而是硅谷本来的样子。

那些一出生就是美国公民,经历过硅谷的冷战岁月,或是将技术领先与国家安全的紧密关系刻入肌肉记忆的硅谷精英,更容易理解今天发生的一切。施密特是这样的人,Palantir 的卡普是这样的人,Anthropic 的达里奥是这样的人,Scale 的创始人 Alexandr Wang 也是这样的人。

而毫无疑问,黄仁勋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这些人成了硅谷秩序的主导者,黄仁勋无法主导硅谷,甚至不可能真正属于硅谷,就成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如果黄仁勋都再也无法代表硅谷的精神、风格和本质,那些向往着硅谷的自由、颠覆、创新、多元和人才与资本无拘束流动的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的移民,硅谷对于你们和我们,又意味着什么呢?

作者|骆轶航

本文由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作者【硅星人Pro】,微信公众号:【硅星人Pro】,原创/授权 发布于人人都是产品经理,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题图来自Unsplash,基于 CC0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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