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导语：人们对新技术总是有一种自然而言的批判态度，就像以前的自行车，刚出来的时候也被认为对人有害。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自行车是一种便捷的交通工具。如今，很多人觉得社交媒体对我们有毒害作用，有很多相关的文章发布，让我们感觉社交媒体真的对我们有消极影响。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们不必抗拒社交媒体的使用。社交媒体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合理使用社交媒体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

自行车和社交媒体有什么共同点？这两个技术在被采用后不久，都带来了一场不合理的道德恐慌。

一、让我们从自行车说起

19世纪，当自行车突然出现在维多利亚时代时，这是一件大事。这个很酷的装置可以让你比步行走得更远更快。而且，自行车比马便宜得多，更容易维护。

很快，自行车在交通工具选择有限的女性中流行起来。在那个时候，如果女性想去一个不需要步行的地方，她们通常需要有人用马车把她们带到那里。通常是一家之主，而如果他没空或不愿意呢？那就看运气了。要么走，要么呆在家里。

有了自行车，女性可以比以往更加独立。太棒了，对吧？

当权者可不这么认为。当局没有庆祝自行车带来的新自由，而是大肆渲染道德恐慌。以下是那个时代许多“专家”所说的自行车的危险：

• 自行车会把女性的步态变成一种可怕、丑陋的步态，其特征是“有一种猛冲的动作”。
• 女性会患上“自行车脸”，这是长期暴露在超人类速度的空气中的后果。
• 女性纤弱的身体在骑自行车的压力下会崩溃，导致阑尾炎、不育，甚至精神病。

事后看来，这些想法是荒谬的。但在当时，这些恐惧是普遍存在的，而且被那些想让女性温顺和依赖的人放大了。

二、社交媒体是新式自行车吗？

快进125年左右。今天，许多关于现代技术的普遍想法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对自行车的道德恐慌。例如，每个家长都“知道”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害。但真的是这样吗？

2017年，《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发表了让·特温格(Jean Twenge)的一篇文章，题为《智能手机摧毁了一代人吗？》这篇文章被疯传是因为它发表了一些可怕的言论，其中包括：“每天花3个小时或以上在电子设备上的青少年有自杀风险因素的可能性要高35%，比如制定自杀计划。”

尽管青少年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与较高的自我报告的心理健康问题有关，但这种影响极其微小。事实上，它是如此小，到几乎是无关紧要的。正如我在最近的Medium专栏中解释的那样，看看那篇文章中讨论的原始数据就会发现，社交媒体对青少年抑郁症的影响大致相当于吃土豆的影响。除非土豆也在“摧毁一代人”，否则社交媒体可能不值得恐慌。

值得赞扬的是，特温格最近发表了一篇更为慎重和准确的文章。事实上，它有力地驳斥了她在2017年那篇文章中的说法。这篇文章回顾了她对1523名青少年的新调查，深入研究了他们在隔离期间的表现。

事实证明，青少年在隔离期间表现得出奇地好。在学年期间尤其如此：抑郁的比例大幅下降，孤独的比例也大幅下降。

来自特温格的新研究论文：2018年有27%的青少年感到抑郁，相比之下，2020年学期内的青少年抑郁率为17%，学期外的青少年抑郁率为20%。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从这个角度来看，成年人在隔离期间经历精神痛苦、焦虑或抑郁的可能性是正常人的三倍。

青少年抑郁数量的改善是因为社交媒体使用的减少吗？不。

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花的时间和以前一样多。准确地说，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的平均时间略有下降——大约每天15分钟。它被其他屏幕活动所取代，比如看电视。

特温格最初的文章中已经得出结论，花更多时间在电子设备上的青少年更有可能有“自杀的风险因素”，这很可能把因果关系颠倒了。似乎那些更有自杀风险因素的孩子，也是那些花更多时间在设备上寻求逃避的孩子。

三、为什么青少年在隔离期间没有那么抑郁？

研究表明，青少年患抑郁症的几率降低可能有两种解释：

1. 他们得到了更多的睡眠。
2. 他们花更多的时间与父母和兄弟姐妹在一起。

在疫情期间，大量青少年的睡眠时间和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有所增加。这些变化比每天减少15分钟使用社交媒体要显著得多，根据特温格自己的说法，这两个因素对心理健康的改善有重要作用。

摘自她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新文章：睡眠不足的青少年明显更容易患上抑郁症。2018年，只有55%的青少年表示他们通常每晚睡7个小时或更多。在疫情期间，在仍在上课的学生中，这一比例跃升至84%。

科学家们多年前就知道，青少年天生比成年人醒得晚。在隔离期间，学生们醒得比较晚，但正好赶上线上课堂开始。由于睡眠是导致抑郁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这些情况下青少年的抑郁程度较低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家庭时间，在隔离期间，家庭时间也增加了。该文章称，“68%的青少年表示，他们的家庭关系在疫情期间变得更亲密了。家庭关系密切与心理健康有关：说自己的家庭在疫情期间变得更亲密的人中，只有15%的人感到抑郁，而那些不相信自己的家庭关系变得更亲密的人中，有27%的人感到抑郁。”

事实证明，这种长期隔离是一种开创性的自然实验，结果是明确的。当我们的孩子有更多的睡眠和家庭时间，他们就不会那么抑郁。

与其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感到恐慌，不如把注意力放在睡眠和家庭上。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关注真正的问题会怎样？

但我们没有，因为真正的问题很少成为病毒式的头条新闻。未来几年，社交媒体上的道德恐慌可能会继续分散我们对那些更重要、不那么耸人听闻的问题的注意力。毕竟，即使这篇2020年的研究反驳了同一作者2017年的文章，这篇老文章可能会继续吸引更多的眼球。

四、我们注定要重复历史吗？

维多利亚时代对自行车的道德恐慌是个错误。今天，我们都能看到。但在当时，恐慌产生了后果。它使许多人，特别是女性，无法行使她们应得的自由。由于对这项新技术的非理性恐慌，许多本可以从使用自行车中受益的人最终变得更糟。

社交媒体是一种引发了类似非理性道德恐慌的新技术。屈服于这种恐慌是有后果的。仅举一个例子，数据表明社交媒体可能有助于减少LGBTQ+青少年的自杀倾向，因为它让他们能够与支持他们的人联系，让自己并不那么孤单。如果我们屈服于社交媒体的道德恐慌，我们可能会伤害这个群体。和自行车一样，社交媒体也有很多好处，对它的危害性进行笼统的断言是不道德的。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真是讽刺中的讽刺。在最近一部纪录片《社会困境》(The Social Dilemma)中，主要发言人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揭示了他对历史上人们对新技术的反应的无知。这部纪录片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场道德恐慌。

“当自行车出现时，没有人感到不安，”哈里斯说。

现在，你比哈里斯更清楚现实了。你知道，当自行车出现时，是很多人都害怕的。你知道愤怒是毫无根据的，你知道道德恐慌对真实的人有真实的后果。

这一次，让我们避免重蹈覆辙。

译者：Jane

译自Medium，原标题为“Maybe Social Media Isn’t Making Us Depressed After All. Here’s What Likel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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