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么》这款悄然售出百万份的应用，以及电子遗嘱的伦理争议，都在试图用技术重构原子化社会中的人性连接。本文将深入剖析数字时代下，人们如何在享受个人自由的同时，抵御断线的孤独。

我家有个老人

清晨六点半，68 岁的王秀兰摸索着打开手机，先点开老同事李姐的朋友圈 —— 昨晚李姐发的孙子逛公园的照片，她仔细点了个赞，又在评论区敲下 “真可爱”；接着，她从收藏夹里找出一条 “秋冬养生小常识” 的视频，转发到自己的视频号，配文只有两个字：“早安”。

晚上八点，她会重复类似的动作：给子女朋友圈里的工作动态点赞，转发一条戏曲片段到家族群，最后在老街坊的视频号下面留句 “好听”。这个坚持了三年的习惯，她从没跟任何人明说过用意，但子女和老朋友们都心照不宣：“只要兰姨点赞、转发了，就说明她今天安好。”

这种用朋友圈点赞、视频号转发来 “证明健在” 的现象，在独居老人群体中格外普遍。它不是简单的社交行为，而是老人们在数字时代，用自己能掌控的方式，编织的一张 “低负担安全网”，背后藏着他们对孤独的抵御、对连接的渴望，以及不愿给他人添麻烦的体面。

中国独居者现状

根据贝壳研究院《新独居时代报告》，2024 年中国独居人口已达 1.23 亿，其中 20-50 岁中青年占 1.1 亿，老年独居者（50 岁以上）超 1300 万。近期一款名为“死了么”的应用程序以8元的价格，悄然售卖了超过百万份“数字安心”，应征着不同年龄段的独居者呈现出差异化特征，但共享着 “原子化生存” 的核心困境。

以下三个阶段困境群体正常为“死了么”app主要用户：

青年独居者（20-30 岁）：“漂泊中的失联恐惧”

这一群体以 “北漂、沪漂” 等流动人口为主，占青年独居者的 62%（数据来源：大象新闻），他们的困境集中在：

生存安全无兜底：租房居住，邻里陌生，突发疾病、意外时无即时求助对象，“快递小哥 vs 房东谁先发现自己” 成为深夜自嘲的真实焦虑；

中年独居者（30-50 岁）：“稳定下的孤独与财产焦虑”

这一群体多为 “主动选择型独居”：或离异、丁克，或子女异地求学 / 工作，经济稳定但情感需求与财产处置需求突出。情感孤独更隐蔽：不同于青年的 “漂泊焦虑”，中年独居者的孤独源于 “生活无陪伴”—— 下班回家无热饭、生病无人照顾，却因 “成年人的体面” 不愿向他人倾诉；

老年独居者（50 岁以上）：“空巢中的数字鸿沟与健康风险”

这一群体以 “空巢老人” 为主，多因子女异地工作、配偶离世而独居，是独居人群中最脆弱的群体：

健康风险高，响应机制弱：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高发，突发心梗、跌倒等意外时，若无人发现，死亡率超 60%（数据来源：中国老龄协会）；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死了么”提供的“电子安全绳”应运而生。这根绳子不提供物理拯救，却提供了心理上的“安心锚点”。用户每日打卡，就像在数字世界中轻轻系上一根绳，绳的另一端，是预设的紧急联系人。这根绳不会每日拉扯对方，但若自己坠落，它会发出警报。

人性仪式的数字重构

在传统社会中，生老病死都有相应的社会仪式来确认人性的存在与价值。而在原子化社会，这些仪式正在消失或变形。“死了么”的打卡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数字仪式。

心理学中的“象征性控制”理论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尽管知道邮件可能被忽略、联系人可能来不及反应，但“设置安全网”这个动作本身，就能有效缓解焦虑。点击打卡按钮的瞬间，用户完成了一次自我确认：“我存在，我被关注，我有价值。”

这种数字仪式重构了人性的表达方式。当直接说“请每天确认我是否活着”显得尴尬而沉重时，技术成为情感的中介，让关怀显得更“轻”，更易被接受。我们通过购买服务来间接表达需求，通过设置程序来隐晦传递关心。

人性最后数字防线突围：电子遗嘱

当“死了么”关注“如何被发现”，更深的追问接踵而至：被发现后呢？如果独居者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亲密关系，他们的遗愿如何被知晓和执行？这引出了电子遗嘱的伦理困境与现实需求。

当前中国法律明确规定遗嘱不能采用电子形式，这一规定基于对形式严谨性、证据可靠性和防欺诈的考量。然而，在原子化社会中，传统遗嘱的执行前提——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正逐步瓦解。

一位使用“死了么”的用户在留言区写道：“我甚至不知道，如果我真的出事，谁有资格和动力去银行帮我处理那些账户。” 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当社会关系稀薄到一定程度，连死亡后的基本事务都无人料理。

电子遗嘱的设想，表面上是对法律形式的挑战，深层则是人性在数字时代的自我保全尝试。它试图解决的是：当一个人脱离传统社会网络后，如何确保其最后意志仍能被尊重和执行？这是人性对彻底原子化的最后反抗。

1. 需求根源：独居者的 “自我闭环” 需求

断绝社会性交往的独居者（如长期宅家、无亲友联系的人群），面临 “意外后无人知晓遗嘱”“遗嘱无法证明是本人意愿” 的困境，电子签约遗嘱能解决两大核心痛点：

• 便捷性：无需线下找见证人、公证员，通过手机即可完成遗嘱起草、签署，适合 “不愿与人接触” 的独居者；
• 安全性：若结合区块链、生物识别（指纹、人脸）技术，可实现 “遗嘱不可篡改、签署身份可验证”，避免 “死后遗嘱被伪造” 的风险；
• 传承性：可存储 “数字遗产”（如网络账号、虚拟货币）的处置意愿，这是传统遗嘱难以覆盖的 ——2024 年中国数字遗产规模达 12.8 万亿元，超 70% 独居者有 “数字遗产处置” 需求。

2.现实困境：法律不认可与技术待完善

当前电子签约遗嘱仍面临 “合法性” 与 “技术可靠性” 的双重障碍：

1. 法律层面：无明确认可：根据《民法典》，遗嘱的法定形式包括 “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口头”，无 “电子签约” 形式；律师（如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吕金艳）指出，电子遗嘱的核心难点是 “无法证明签署时是本人真实意愿”—— 若独居者无见证人，无法排除 “被胁迫、被伪造” 的可能，这也是 “遗嘱卫士” 仅敢提供 “遗嘱见证材料保管”，而不敢声称 “电子签约遗嘱有效” 的原因；
2. 执行层面：“死后验证” 的闭环缺失：遗嘱需 “立嘱人死亡证明” 才能提取，但断绝社交的独居者，死后可能无人知晓其有电子遗嘱，更无人去申请 “死亡证明”—— 这需要 “电子遗嘱平台 – 社区 – 公安” 的联动机制，而当前无任何平台能实现。

3. 未来可能：技术创新与法律完善的双向突破

要让电子签约遗嘱成为独居者的 “安全选项”，需从 “法律” 与 “服务” 两方面发力：

• 法律层面：推动 “电子遗嘱” 立法试点：可参考日本《电子公证法》，在部分城市试点 “电子遗嘱公证”，由官方认可的平台（如公证处合作平台）提供 “线上公证服务”，确保电子遗嘱的法律效力；
• 服务层面：打通 “遗嘱 – 执行” 闭环：电子遗嘱平台需与社区、公安联动，例如，当平台检测到立嘱人 “长期无活动”（如 30 天未登录），可触发 “社区上门核查”，若确认死亡，自动协助提取遗嘱并通知继承人 —— 这需要政府、企业、社区的协同，而非单一平台能实现。

原子化的世界重新编织人性之网

“死了么”与电子遗嘱的探讨，最终不是关于死亡，而是关于生命；不是关于技术，而是关于人性。它们共同揭示了一个核心矛盾：在享受极致个人自由的同时，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确认自己与他人、与世界的联系。

或许，“死了么”的最大价值不在于它的功能，而在于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数字时代人性的真实状态——既渴望飞翔的自由，又恐惧断线的孤独；既享受原子的独立，又怀念分子的温暖。在这面镜子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独居者的困境，更是现代社会每个人内心深处共通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