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任正非的警告正在成为现实。从腾讯、百度到小鹏、长城，贪腐已像癌细胞般在巨头体内扩散：36 岁饿了么 CEO 涉嫌职务犯罪、90 后中层 5 年鲸吞数千万、基层运营把流量推荐位明码标价……当民营企业 500 强年损失或超 1.2 万亿元，“反腐”已不仅是道德命题，更是生死线。本文用 30 起真实案例解剖大企业的“内部崩塌”逻辑：权力下放后的监管真空、创新业务与合规的时差、技术堵洞与人性寻租的拉锯。反腐风暴如何刮？答案或许藏在每一家公司的“一把手”决心。

任正非曾经对媒体直言：“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

这句话并不是那种精神意义上的鸡汤语句，而是发展成为某种真实的现状：内部贪腐已经是大企业们最大的困扰之一。

大佬们几乎都有同感。

马化腾在内部会议上直言不讳：“腾讯内部贪腐触目惊心。”

李彦宏随即附和：“马化腾说的问题，百度也都有。”

何小鹏则是几乎难以置信，公司在钢材采购上居然有了链路式的腐败。

王传福直接将这些问题上高度，“腐败行为是公司发展过程中的‘拦路虎’。”

普通人总是将腐败和官场划上等号，但真实的情况远非那么简单。很多大型企业关键部门的经济权力之大，对产业和社会的影响力之大，涉及的利益之多，早就超过了很多政府机构。

从互联网巨头到传统制造业，从高科技企业到消费品公司，各种类型的企业反腐动作频出。但最终能够达成的效果如何，却并不好说。因为如今中国的大企业，所能掌控和调动的社会资源，影响利益分配的能力都是空前的。

01 权力大

近十几年间，中国民营企业经历了规模上的巨大跃升。2010年，民营企业500强的入围门槛为50.60亿元，营业收入户均仅139.70亿元。而到了2024年，500强入围门槛已飙升至263.12亿元，户均营收高达838.2亿元。

大企业和小企业不同，由于规模急剧扩张，人员机构不断膨胀。出于企业治理的需要，更多权力需要下放给各个条线的负责人。

这是管理的必然，但问题也会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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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饿了么不仅有如火如荼的外卖大战，也有刀刃向内的动作。6月份饿了么对外界公告，物流主管韩鎏涉嫌职务犯罪，并向公安机关主动报案。

这位出生于1988年的物流主管履历光鲜。资料显示，韩鎏早年任职于京东商城和京东物流，2019年加入阿里巴巴，历任饿了么资深副总裁、同城零售业务负责人、蜂鸟即配总裁，并自2024年4月担任饿了么CEO。时年36岁的他，成为阿里巴巴最年轻的85后总裁之一。就职期间，韩鎏曾主导多项物流和即时配送领域的重大改革，推动蜂鸟物流发展。

这种明星高管的堕落并不难理解。像饿了么这种巨头，需要进行大量的车辆采购工作、人员录用等权力和资源，下游有大量相对分散的供应者，选择余地巨大。

仅在近两个月，就能频繁看到有大企业的高管出问题。6月22日，唯品会副总裁冯佳路被公安机关调查。7月2日，哔哩哔哩发布内部邮件，通报原游戏合作部总经理张某敏存在严重职务犯罪行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

大企业高管之所以成为腐败高风险人群，除了涉及的利益巨大，也源于企业内部、社会监督的不重视——毕竟贪腐通常被认为是官场才有的事，这导致相关监督制衡机制长期处于缺位状态。

一方面，在这些高管之上，往往只有创始人等少数公司头部人物。但塔尖人物通常都需要同时兼顾多个业务多个领域，很难对所有情况都了如指掌。另一方面，高管及下属通常情况下会联起手来，对公司领导层进行不同程度的“向上管理”。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原长城汽车高管王凤英在加盟小鹏汽车之前，曾对何小鹏直言其公司钢材成本有问题。但是当何小鹏开始对钢材价格进行调查时，此前一些负责的员工给何小鹏的材料显示价格没有问题，并且也能拿出一大堆数据来作为证明。

何小鹏搞清楚钢材成本的事情足足花了9个月时间，原来采购钢材那一条链路的人是在合伙骗人。为此他大倒苦水：“你认为是一个问题，你想解决，下面的人有100种方法说他们解决过了。”

02 分支多

今年7月，唯品会发布了反腐通报，运维总监马某涉嫌职务犯罪被刑事拘留。这位总监属于公司的三级部门主管，并非高管职务。

360集团内审监察总监张美惠的观察也令人心惊：一些90后年轻中层管理人员，工作五六年，查实的贪腐金额能高到两三千万元。

2025年5月9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向社会发布的《反商业腐败检察工作白皮书（2020—2024）》显示，海淀区商业腐败犯罪嫌疑人中，职务属于总监级别及以上的只占比17.1%。

流量年代中，包括内容曝光、推荐位设置、店铺排名、商铺引入、资源投放、违规控评等各种维度的竞争，都会直接影响商家的经营效果，而掌管这些工作的往往只是企业的中基层员工。

而且，各种商业模式不断创新的情况下，合规管理体系的更新往往跟不上业务的发展。企业内部，平台根本无法全方面监督海量独立商家的运营工作，从外部观察，平台很多所谓的流量推荐机制并不透明，存在巨大操作空间，监督动作的根基就不稳。

看似不起眼却拥有权重极高的“生杀大权”的岗位，存在权力寻租的空间非常自然。

具有流量分配权限的人员，是能够为特定对象提供更多流量扶持的。海淀区法院的案例显示：

某科技公司视频业务团队负责人陈某，收受贿赂400余万元，在视频审批、投放过程中为多家视频公司提供便利，给予流量、资源倾斜；某短视频平台基层运营人员郭某某向4名主播违规提供快速解封、加入“白名单”等帮助，累计收受贿赂300万元；苑某某、柴某共收取300多万元贿赂，违规向多家代理商发放可用于在销售系统内部折抵货款的折扣券。

阿里曾曝光的王某案例更令人咋舌。王某日常工作只负责家具类官方旗舰店入驻审批的初步筛选，却将手中的审批权公然标价，每一家店铺入驻收取15万至20万元的“费用”。短短一年间，非法收受商家贿赂9200万元。

企业组织的各个毛细血管都已经不再是“死角”，都有可能在利益的诱惑下产生质变。如三只松鼠的天津主管，曾因盗卖公司废纸箱获利了68万元，文和友的员工偷卖公司百万元小龙虾用来还个人债务，喜茶门店经理利用公司补送单结算漏洞，套取了快递配送费13万元。

这些无孔不入的问题都揭示了大企业内部治理的难题：漏洞其实是补不完的。

03 堵窟窿

内部腐败对企业造成的经济损失，会超过很多人的预期。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按可比口径计算，今年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降9.1%，前五个月同比下降1.1%。在如此严峻的经营形势下，有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因内部腐败造成的损失平均占到年营业额的3%～5%。

即便是按照最低标准来计算，这个数字也足以让2024中国民营经济500强企业损失12573亿元，户均损失25.15亿元——这一年民营企业500强税后户均净利润也仅仅33.85亿元。

大企业们的反击五花八门，补齐机构短板是普遍动作。目前，众多大企业都设立了内部反腐机构。腾讯设有“反舞弊调查部”，字节跳动有“企业纪律与职业道德委员会”，美团组建“重案六组”，滴滴创建“清风”部门。阿里则成立了“廉正合规部”。

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大企业们也试图以更加严谨的技术来介入企业的内部反腐工作。如游戏公司IGG集团采用AI技术，通过订单分析或市场比价，来检查公司采购价格是否符合行业标准；另外，还通过大数据分析出某供应商是否存在长期固定中标、缺乏竞争等情况。

许多大企业不惜将内部丑闻公开化，也要实现内部的震慑效果。

2024年1月16日，腾讯发布的反舞弊通报显示，全年共查处触犯“腾讯高压线”案件百余起，百余人被解聘，其中二十余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35家企业被列入永不合作主体清单。

在2025年全国两会上，最高检工作报告明确提到“2024年，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民营企业关键岗位工作人员腐败犯罪，起诉3298人。”

不过，外部机构再健全、司法再积极、内部科技工具再高端，也都只是大企业反腐的辅助。毕竟不是所有事都能用黑、白两色说清楚。企业负责人自己的决心有多大，才是真正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