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人来说，38岁还是事业的黄金期，但对于作者来说，却是在北京这座城市中“被困”的年纪。作为一名资深的产品经理，他见证了移动互联网的兴衰，也经历了行业的起伏。本文通过作者的亲身经历，探讨了38岁在北京做产品的困境与挣扎，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和思考。

上周，我在一个产品经理微信群问刚离职几天的朋友：“最近干嘛呢？”

他回答：“待着呢，嘎嘎舒服。”

“羡慕啊，哪天回家？”

“22号。”

“哪天回来呢？”

“初七。”

“回来这么早，准备找工作吗？”

“不找啊，回来继续躺平，我对象回来也准备辞职了。”

“一起躺吗？”

“对啊。”

我既羡慕，又担忧。羡慕他的“潇洒”和自由，担忧他的前程和“钱景”。可说到底，这是他的选择，我只能尊重并祝福他。

群里另一个离职一年的朋友，接下话茬问我：“邢老师，你们云南老家那边租房的话，大概一个月多少钱？”

“你要去吗？”

“小红书里看到有人讨论各种躺平方式，好奇问下，便宜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

“我只知道玉溪下面的县城，我一个哥们临时租了一个120平米左右的三室一厅，1000元/月。农村的话，可能更便宜，但其他市不清楚。”

“确实不算贵。”

“你真的要逃离北京吗？”

“没完全想好，目前是间歇性站起来，大多数时刻躺平状态，想改变一下。”

“改为彻底躺平吗？哈哈哈”

“哎呀，被你发现了（笑哭）。”

“羡慕啊，我是想躺却躺不平。”

“你这有娃的话，估计得财富自由后了吧。”

后面有事话题临时被终结，我也没再续上。有娃是事实，财富自由是奢望，哪个都不是一个好“话茬”，让它“自然”结束是最好的结局。

过了一天，出于好奇心，想“采访”她的真实想法，却被拒绝了。原因是她不愿被人剖析，我尊重且理解这种感受，就像我始终做不到100%把自己真实的生活与工作状态暴露在你面前一样。

什么是B端产品经理？和C端产品经理有什么区别？

B端产品经理中的B是Business，商业的意思，B端产品经理首先就要理解这个职位的重要性，要设计出更适合这个项目需求的产品方案，B最终产品经理在日常工作中...

查看详情 >

但过程中，我们至少交流到：躺平的底线在哪儿？

她说：“随着时间的流逝，等我的存款再变得少一点，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可能就不再躺平了。”

我懂了。

所谓躺平可能是一种低成本的生活，而你的经济条件，决定了躺平的时长。换句话说，只有你的生活成本足够低，或/且经济条件足够好，你才具备了躺平的“资格”。

而我，还不够格。

一、爸爸的“忠告”

我爸是农民，今年65岁。

过了退休年纪，却还在正常耕作，负责家里的1.6亩田+6分地（10分=1亩）。

在云南老家，“田”跟“地”是不同的。“田”主要用于种植烤烟、水稻、小麦、大豆等农作物（一年两茬，也叫大春跟小春），间歇期间才会种植葱、芹菜、菜花、油菜等蔬菜，保证365天无休；

“地”则只用于种植蔬菜。它们有荠菜、芹菜、莴笋、小白菜、葱、菠菜、芫荽、特菜、茼蒿等。快则两周一茬，慢则3-5个月一茬。

周末跟他视频，聊到了上面两位朋友的选择，并跟他感叹了每天上班就像驴拉磨一样，他听出了我的羡慕之情，也觉察到了我的退怯之心，说道：“你可不能躺平。”

这看似命令式的言语，体现了他难以理解的人生选择，也体现了他一辈子为家庭付出的责任，他希望我像他一样——不一定顶天立地或扬名立万，却一定脚踏实地地顾好四口之家，也算是“齐家”了。

小学毕业后，他开始跟着爷爷学做农民，至今已超50年有余。

学习如何种植烤烟——从买种子到育苗，从种植到浇水施肥，从除草到剔除烟茬，从修烟到编烟，从烤烟到交烟；

学习如何种植小麦和菜籽花，以及各类蔬菜——每个菜品有相似之处，却又有细节上的差异；

学习如何认识土地——不能连续种植烤烟或水稻，否则土地就“坏了”；

学习如何认识节气，还有农药与化肥。

学习“预测”市场——种什么能卖个好价格，结果却不一定如愿；

学习“预测”人性——别人会不会跟我种一样，这是他对供需关系的基础理解；

学习“人情世故”——农忙时，朋友之间学会相互帮忙（你今天帮我种烤烟，明天我帮你拔菜跟洗菜），以及提前跟“菜贩子”打交道，只为菜不好卖的时候，至少可以帮忙卖出去；

他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全年几乎无休（除了大年初一，他要去打麻将）。

所以在他所认知的世界里，从来没有所谓的“躺平”——除了人死之后，被迫躺在那个四方的小盒子里。

今年38岁，如果说我被困在了北京做产品，那他65岁，算是被困云南做了一辈子农民吗？

我没问过他。

二、“消失”的工资

2011年4月开始到北京实习，做安卓开发，每月4000元。我们一批十几个人属于“流水线”的产物——自费1万多培训后，统一入职到一家外包公司，负责给中国移动等企业做定制化项目。

初入职场时，大家的工资相差不大，就是3500元-5000元之间。

那时，微信、抖音、今日头条都还是“胚胎”，我们用的是MSN，甚至研发队伍中，还有塞班、黑莓、安卓、iOS等研发团队。

我们乘着“移动互联网”的春风，工资一路水涨船高。每隔1-2年涨10%-30%，1年后，工资涨到4500元；2年后，换个公司，工资涨到6000元；再到8000元，11000元，14000元，16000元…..

让身处其中的我误以为是人生常态，只要继续努力，月薪10万，指日可待，直至2021年7月，双减政策落地，一切都变了。

裁员、降薪、降福利等，成为了一种社会叙事和社会情绪，变成了新时代的主旋律。

作为互联网从业者的我，工资水平也停留在了2021年初。

曾习以为常的涨薪，变成了平薪（甚至降薪）；曾觉得“理所应得”的绩效奖金，变成了风中柳絮，随风飞扬，不带走“一片云彩”般地“消失”在了现实世界里。

假如从心理钱包的概念讲，我钱包里的钱被“偷走”了，被经济周期和互联网行业周期“偷走”了，跟它一起“被偷走”的，还有曾经年少无知的梦想与勇气。

它让我想起豌豆荚创始人王俊煜讲的“电梯故事”：企业就像一个飞速上升的电梯。电梯里有人在静坐，有人在做俯卧撑，有人在倒立，等电梯到达高处时，每个人都觉得是自己的努力，才让电梯到达高处，可这与事实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我就是“移动互联网”的“电梯”里的一员，电梯上升、下降或停止，与我的努力无关，而我的工资，却与它息息相关。

三、关闭的“通道”

所谓“困住”是指被限制或束缚在某个地方，无法自由移动或行动。它不仅指我的生活，也包含我的“事业”——如果正常上班也算事业的话。

从2011至2025之间的14年里，做过安卓研发，做过产品经理；做过一线员工，也带过团队，却始终没有找到那条曾经憧憬的“通道”——成为成功的创业者或联创，有自己的事业和自由时间，也有自己理想的经济条件。

每天定时上班、下班，每月定时收工资、消费，练就了一名标准的“打工人”，就像以前农村里的驴一样，“盲眼”拉磨，原地打转，却也蹉跎了时间。

向上的“通道”被动关闭，向下的“通道”不愿选择。

人生就像是“如鲠在喉”般的状态，卡在时代的“角落”里，卡在企业的“工位”里，卡在“为家奉献”的责任里，卡在能力和勇气缺失的状态里。

在“不上不下”的生态位中，在“不大不小”的年纪，“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地用青春跟时间，践行着“十年如一日”的状态。

曾经也试图归因，为什么会这样？

一是人生错位。人生的黄金上升期（20-30岁），遇到“互联网”的高速成长期，经历了直播跟在线教育的“浪潮”，虽有“成长”，却在能力、资源、认知等层面，不具备把控机会的能力，就像一次人生的错位——在错误的人生阶段遇到对的“事”。

二是自我原因。在人生的成熟期（30-40岁），遇到了“互联网”的“衰退期”，经历了2次裁员潮，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真金不怕火炼，我只是吃了时代红利的普通人，而非真金子。

四、爽约的“约定”

我曾“立誓”：孩子两岁后，实现“双向奔赴”，陪伴孩子长大。今年儿子六岁，却依然还是“两地分居”——他在哈尔滨上学，而我在北京上班。

我失约了。

我也曾努力过：试图借机在哈尔滨找个工作，依然干老本行——产品经理。

2021年8月，孩子3岁，双减政策落地后1月有余，我在某教育机构做产品，试用期刚过半时，第一次经历裁员。

前一天晚上“谣言四起”，次日早上10点正常评审需求，午间13:30被约谈——进会议室，三句话结束，签字画押，回工位收拾物品，下午14:00前往排满“长龙”的人力资源办公室，交还工牌，清理电脑，拿到离职证明。

15点骑着小电驴回家，购买了次日回哈尔滨的票。次日背上书包准备“高高兴兴回家去”，结果小区被封了，一封就是一月有余，就这样错过了工作后，难得的第一个陪孩子的“长假”。

9月初，趁回家之际，花了2周时间看了哈尔滨的产品经理机会——居民楼里做行业SaaS的；公寓房里做人力外包的；标准写字楼里做解决方案的等等，都属于10几个人的迷你小公司，最高月薪7千，老板有“资源”…..

确实不适合。

它们这些确定性且现实的条件，加剧了我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恐惧哪天公司就黄了，恐惧无法养活三口之家。

10月又回到了北京，这次是主动选择了“被困”——它可以捆住我的身体与精神，却困不住我的工资流向哈尔滨的幼儿园、培训机构、医院、超市跟商场。

五、隐形的“约束”

我儿子6岁，我爱他。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生远。所谓“计生远”，首当其冲是医疗与教育。

我曾经幻想过“叶落归根”——举家迁回云南老家，花一百万盖一栋三层的“小别墅”，再花十万买一辆电车，开一家小店，“慢慢”度过余生。

每天不用下班打卡、下班打卡，不用管客户的DISS，以及跟不同的人进行“讨好式”的沟通。

可每每回老家探亲时，看到身边的同学/朋友们的选择，我又会犹疑。

他们为孩子“计生远”的方式是：如果条件允许，则搬离农村，到江川县城买房、落户，让孩子享受到县城的优质教育；

如果条件稍好，则搬到玉溪市里，享受到更好的教育；

如果条件更好，则把孩子送往昆明等“大城市”的私立学校，每年花费十几万的费用。

孩子生病也如此。家里条件允许（如有车）之人，一定会到玉溪市医院，而不再满足于乡村诊所，甚至是县医院。

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具象化。

已经实现了他们眼中“高处走”的我，真能做到“低处流”吗？

我从农村来，回到农村去，属于落叶归根，属于“知青返村”，但我儿子呢？

如果回到农村，他的教育、医疗会有什么影响？他的人生呢？

我不确定，也不敢赌——拿“别人”的人生，赌我下半辈子的愉悦，用一个不确定性，去赌另一个不确定性。

我曾问自己：如果把孩子、爱人、父母、事业、自己按重要性排序，怎么排？

我的答案是：孩子第一，自己最后；爱人与父母等价，且优先于事业。

这个顺序就成了我的“约束条件”，真切让我感受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真谛。

它也可以成为了我的“挡箭牌”——挡掉我对“碌碌无为”的愤怒，挡掉我对“事业有成”但“爱而不得”的恐惧，挡掉我对“不破不立”却又无所作为的内疚。

六、写在最后

我喜欢《这世界没你想象的那么糟》、《这个世界总会有人偷偷爱着你》式的意象，它们是我在38岁被困住时，所喜欢的表达方式之一。

你也看出来了，今天就是一次无病呻吟式情绪表达。

它们既不是既定事实，也不是对生活或工作的深刻洞察，更不具有文学性表达，而只是我对自己现状的反思跟剖析，不具有任何参考性。

无病呻吟让人上瘾，就像吃槟榔一样，仔细咀嚼的那种“口舌之争”所带来的片刻欢愉，总让你“欲罢不能”。

所以，我期望今天像是一场篝火晚会后的深谈——访谈人与被访谈人都是自己，而你就像是在旁桌喝酒、唱歌的人，愿意就“听一耳朵”，不愿意就继续你的“歌唱”。

明天醒来，生活继续，“篝火晚会”的现场已被清扫干净，仿佛一切没有发生过一样。

只是在我自己的记忆片段里，插入了一个时刻——38岁，被困在北京做产品的时刻，被时代眷顾过，也被时代抛弃过的时刻；在“不上不下”、“不好不坏”、“不大不小”的状态里，拼尽全力才能让自己不被时代所遗弃的时刻。

祝好，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