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将外卖骑手职业“苦难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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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卖骑手这个职业,我们更需要的是予以尊重和理解,而不是出于不加控制的“同情”,而给他们带来伤害。这篇文章里,作者就发表了他的看法,一起来看。

茨威格在《同情的罪》里说,一个人的同情要善加控制,否则比冷淡无情更有害得多。

这并不是说人不该有同情心,而是说,通往伤害之路,有时候就是同情铺就的。

连日来,山东临沂大学文学院讲师邢斌的一篇《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火了。

在这篇爆款文章里,邢斌老师讲述了自己兼职跑外卖的经历:1个月里,自己跑了2000多单,接触了几百个商家,敲了2000多户门,平均每天骑摩托210公里、步行32000步、爬110层楼。

他对外卖骑手这份职业的评价,大致可以归为一句:送外卖,苦。因为以田野调查报告形式还原了外卖骑手的“生存样本”,邢斌被不少网民称作“真正的知识分子”。

他的讲述很带感,他的分析则很“法兰克福学派”——在对照中国和日本北美外卖员的处境后,他将问题归咎于“平台隐性控制结构”“工会”“大系统”等。

讲述底层的不易,鞭挞资本的无良,这是典型的“类爽文”叙事。在“大学老师体验众包外卖员”的热搜词条下方,不少人的“反资本”情绪又找到了标靶。

但将经济问题泛道德化的执果索因,结果大概率是以“同情”之名制造出对外卖骑手们更大的伤害。

外卖骑手们最需要的,绝对不是砸他们饭碗式的“为你好”。

01

《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本质上就是《一个大学老师决定去送外卖》跟《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结合版。

躬耕方知稼穑艰。无论是人社局副处长体验送外卖,还是大学教师兼职送外卖,原本都是有价值的:他们的关注通常能吸引更多的关注,透过他们的所见所闻,公众能对外卖骑手群体的生活状态有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年,部分外卖骑手“用生命裸奔”的景象,就频频引发舆论关注。到头来,这类关注倒逼了整个快递行业的规则体系完善。

接连强制派单机制容易导致骑手超负荷运转?那就“算法取中”,放宽配送时限。

偏严的超时罚款与差评处罚机制会致使骑手动辄超速逆行?那就试点“服务星级”激励机制,变超时罚款为扣分、明确可加分弥补。

工伤保险成难题,让骑手出事后没保障?那就启动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说到底,外卖行业不应讳疾忌医,有不足之处,该正视就得正视,该改进就得改进。

邢斌老师在文中反映的很多情况,如对外卖骑手违规处罚的刚性规则能否预留更多柔性化的“豁免场景”,确有讨论空间。

当然了,目前看,他说的有些情形并不确切——在媒体的后续采访中,当地外卖站点站长的描述和许多骑手的说法,还有他的真实跑单时长、实际收入等数据,都和文中说的有些出入。

如“1个月跑了2000单”。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当地外卖站点站长反馈,邢斌在该平台一共送了365笔订单,并不是文章里说的2000单,“站里有三年经验的专送老骑手,一个月也只能跑1000出头的单量。”

系统后台显示,邢斌跑的是兼职众包骑手,可随时上线下线,跑单时间是从2022年12月22日到2023年1月26日,共计完成365笔订单,最终提现4348.34元,“期间的实际有单的天数为29天,系统显示的日均有单时长为5小时。”

邢斌本人也坦陈,“2000余单”并非是精算的结果,“我主要记录的是我今天干了几个小时,然后拿到了多少钱”。

如“送单超时被罚200”。

邢斌提到,因送单超时被罚款200元,把外卖送给客户后忘点送达之后再点被罚50元至100元,还称送单期间催促顾客会被罚款500元。

据媒体报道,系统记录,其账号因违规产生单笔最高扣款发生在1月26日,原因是骑手因误操作点送达,向客服申诉后未通过,客服为其申请了15元关怀金,对比账号扣款记录,实际扣款是50元。其余因系统违规产生扣款金额,均不超过15元。

另,临沂于2022年针对专送骑手落实“服务星级”机制,对专送骑手收到差评、超时等情况的处理从扣款改为扣分,根据全月累计积分来评定骑手的服务质量,进而确定对应奖励,以降低偶发状况对骑手收入造成的影响。

如“骑手出车祸了,每天扣的3元保险(公司扣了60%,只把1.2元交给保险公司)提供最高6000块钱的伤亡保险。”

事实是,平台每天自动扣除的是“一日意外保险”费用,伤亡保险赔付上限不是6000元,而是60万元。

厘清这些,是为了强调一点:体验性调查文字该首先回归细节真实,剔除可能存在的“文学加工”。

02

耐人寻味的是,邢斌对外卖骑手境遇的呈现是以苦难叙事为基调。他笔下的骑手形象,似乎只剩下被悲情化叙述锚定的扁平单薄。

他在采访中讲述外卖骑手境遇时,总是免不了将其跟高校教师的进行对照,以此凸显送外卖的“苦”。

但以“大学教师”身份看“外卖骑手”职业,将工作时长、职业收入等问题在同情心驱动下一概归因于职业本身,未尝不是带有隐性身份歧视的认知偏差。

这份同情,本质上是基于上位视角的“他者凝视”。

对外卖骑手们来说,他们丈量外卖骑手工作的好坏,必定是从自身出发,而不是先入为主地代入大学老师的身份。

现实中,摆在很多外卖骑手从业者面前的,一开始就不是“当白领or送外卖”的按钮,而是“去工厂还是送外卖”的选择。

换句话说,外卖骑手职业的存在,为很多原本只能进工厂的人增加了选项。多了个选项,就意味着多了些可能。

更何况,对于那些周边缺乏产业带辐射的欠发达区域的大量劳动力来讲,跑外卖等于不低的工资和难得的“家门口就业”机会。

“家境殷实”的邢斌老师也许觉得送外卖收入低,根据媒体的报道,他住在临沂最好的小区,“开车进门,年轻保安会给我敬礼。”

可这或许是“我不要你觉得,我只要我觉得”。对很多务工人员而言,送外卖能兼顾正常收入跟照顾家人的双重需求,比外出打工要好多了。

邢斌的调查中有个细节是,临沂当地跑单较多的众包骑手,月收入约在7000元左右——参照临沂当地的平均收入水平,2023年上半年临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384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0098元,这已超出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线。

他自称兼职跑众包闪送等,1个月下来毛收入7000多元,在当地已不算低。

由于入行门槛低、包容性强,外卖骑手职业给无数人提供了兜底性就业机会和增加收入机会。数据显示,兼职送外卖的群体中,1/2左右是工厂工人。

送外卖对邢斌老师也许就只有“体验价值”,对他们却有着“生存价值”。邢斌的确看到了送外卖的辛苦,却没看到这对很多骑手来说是众多的“苦”中一种能够接受的的苦。

邢斌老师也曾和学生讨论过骑手权益的问题,有回答道:“有外卖平台这些人还能维生,没有平台,这些人只能家里坐着。”邢斌老师对媒体说,他对这个学生的答案非常失望。

有朋友就说:直面现实永远太难。你可以选择为美团还是饿了么送外卖,你还可以发誓饿死也不去送外卖,但你无法拎起自己逃离这个“手停口停”的社会。

都知道,在当前就业形势下,送外卖、跑滴滴已充当了就业“缓冲区”。

邢斌老师当然不需要靠送外卖来养家糊口,可很多人都需要。

除了增加收入改善生活,送外卖还维系了很多人调节生活压力、体验多样可能、掌握更多技能、融入城市生活等期望。

▲四川一外卖小哥直播时说:骑手要的是尊重,而不是同情。

有的人是为了逃离职场樊笼、体验不一样的生活而去当骑手,有的人本就擅长包裹分拣、喜欢跑腿工作,还有的人是期冀在送外卖中创造价值、融入城市。

有人专职送餐,有人兼职跑腿,不同人的“职业系留点”,造就了选择的不一样。

将这些抛开,以单一的“苦”和“惨”去定义外卖骑手这份职业,看似是同情,其实是另一种歧视。

这未必是外卖骑手需要的。有骑手在直播时就说:“我们外卖骑手要的是尊重,而不是同情”。

需要尊重而不是同情,说白了,就是需要平视而非俯视。平视接受换位思考式的共情,但拒绝居高临下式的同情。

03

在当下,说到外卖员快递员,许多人的结论不外乎资本压榨劳动者。

研究平台经济和数字劳动的孙萍老师将其称为“理论化路径遇到了困难”。她认为,数字劳动研究该引入跨学科视角,而非陷入控制-自主、压制-反抗这样的二元话语。

遗憾的是,邢斌在呈现外卖骑手的辛苦后,又捡起了“平台剥削”的解释框架。

他引用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对“新的工厂系统”的大批判,活像有些白左拿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呼吁对电视、短视频管一管的样子。

制造“骑手干着全世界强度最大的外卖工作,拿着最低比例的收入VS大股东们在全世界豪宅游艇转移资产”的醒目对比,将问题引到阶层和资本问题上——这是将一份严肃的田野调研,变成了廉价的快餐“爽文”。

在外卖员快递员收入问题上,将思考的触手伸向泰罗制而不伸向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回避他们的处境跟系统之外那个“更大系统”之间的关联,必然会失之偏颇。

邢斌老师很有情怀,可他也许该了解下,外卖骑手的收入水平高低会受市场因素影响,最终在市场调节下达到某种均衡:高了,会有更多人涌入,将其拉低;低了,又会有很多人退出,将其拉高。

邢斌老师很有同情心,但他也许该了解下,真要将中国外卖骑手的配送费与日本北美对齐,只会让更多的外卖骑手丢掉饭碗。

他或许该明白,就业就是最大的民生,外卖骑手成为巨型“就业容纳器”,本就是平台社会价值的反映;该明白,看待外卖行业的问题,该先回到市场经济逻辑而非“文学视角”。

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教授薛军对此点评得很到位:

作为学者具有表达的能力,普通外卖员缺乏表达的能力和渠道,所以类似的“田野文章”越多越好。但其价值也就限于此,不能一惊一乍的。如果把这篇文章看做是控诉平台“周扒皮”本质的实锤、铁证,形成某种舆论“风暴”,似乎就有些过了。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基于实实在在的数据和客观事实,能够真正尊重市场逻辑,尊重经济规律,来形成治理思路,而非基于道德直觉,基于个案基础上的爆款新闻、爆款文章来推出应激性质的治理政策,那就是我们走向成熟的表现。

兴许有人会说:邢斌老师鞭挞资本的背后是对弱者的同情。

我理解他的同情。但同情也许有一万种正确打开方式,没有一种是“以同情之名制造伤害”。

有些同情,就是歧视。有些“为你好”,并不真的友好。

该有的是共情,而非同情。

纪录片导演周浩的那句话,或许值得很多人寻味:

不要随意去同情,“有时候,这种同情本质上是一种僭越。同情让人获得了一种俯视的视角,隐约地满足某些优越感。”

作者:佘宗明

来源公众号:数字力场(ID:shuzilichang),抵抗熵增,打捞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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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 Unsplash,基于 CC0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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