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预测:还要人挨个签字的公司,会输!
霍洛维茨那篇万字长文拆的不是估值,而是你每天在班上忙的那些事究竟由什么决定。答案是记录系统:它决定信息怎么流动,也就决定谁有资格做决定。当智能体接管了信息传话筒,底座换了,组织结构与企业边界会跟着怎么变。

2026年10月27日,硅谷顶级风投a16z的联席创始人本·霍洛维茨发了一篇万字长文。他是《创业维艰》的作者。
他拆解的对象,是估值1900亿美元、年化收入突破70亿美元的数据公司Databricks。
但真正值得你花时间的不是估值数字,而是这个问题:你每天在班上忙的那些事,究竟由什么决定?
多数人的答案是老板、是KPI、是行业周期。霍洛维茨给的答案是记录系统和它底下的数据库技术。
这套底座决定信息怎么流动,也就决定谁有资格做决定。当智能体接管了“信息传话筒”,底座换了,权力的位置跟着换。
这篇文章,就把这套底座长什么样、它如何改写企业边界、以及你接下来该干什么。
一、你每天在忙什么,是被底座锁死的
未来二十年,生活方方面面都会发生巨变。其中稳居前五的一个问题是:你整天在班上都在忙些什么?
两项突破正在同时发生。
第一项是智能体自动化:把一项我们正在做的任务描述清楚,然后让它自动完成。
第二项是给一线放权。离问题最近的人,越来越能直接查情况、抓机会、当场行动,不必等信息和权限在科层里一层层流转。
这两件事对每个人每天的工作内容来说,都是根本性的改变,而且是向好的改变。前提是组织真的能进化到这种新方式。这个“如果”分量不轻。
一个人“日常工作是什么”,其中大得惊人的一部分,受制于雇主使用的记录系统和决策机制。
记录系统是公司内部那套被公认为唯一可信的数据源。而它本身又受制于数据库技术,以及这项技术所允许的可能性。没多少人会去想这后半截。
Databricks就在这时候登场了。
在真正了解它的人之外,它大概是硅谷最低调的一个故事。年化收入已突破70亿美元,同比增长80%。
它的故事是一连串狂野事件的组合,也是一个产品“生逢其时”的样本。三年前,平台上的每一次交互都有人类参与。
今天,来自智能体的查询已经超过了人类。每天有超过1700万个数据库由智能体自己启动。这个趋势只会继续。
外界常把Databricks描述成“一家赶上了AI浪潮的数据公司”。
实际上,这家公司是在浪潮到来的十年前,由一群AI研究人员创立的。这项业务是近二十年来叠加在一起的四条技术S曲线。它们是Spark、Lakehouse(湖仓一体)、Lakebase(湖库),以及智能体。每条曲线都为下一条打开了一个创新窗口。
二、AI没有智力问题,只有上下文问题
智能体要在真实企业内部干活、做真实决策、为企业知识库做贡献,它需要什么?
Ali的回答是一套新的记录系统。而他的判断起点,是一句关于通用人工智能的话。
1. 三万人里,只有十分之一举手

Databricks 首席执行官 Ali Ghodsi
今年6月,Ali在公司Data+AI峰会上,站在约30000名观众面前,请认为AGI已经到来的人举手。他目测大概只有十分之一。
“我们认为AGI已经在这里了,”他告诉台下观众。
依据是:当今前沿模型已经能解答“人类终极考试(Humanity’sLastExam)”中超过一半的问题。
这份试卷包含由一百多个领域的专家编写的2500道题目,曾被认为难到没有任何AI能够解答。
2. 新摩尔定律:七个月翻一番
能力增长有多快,看一组数据:
ChatGPT在2022年问世时,能处理人类大约花三十秒完成的编程任务。今天的前沿智能体,可以完成熟练工程师需要整整一个工作日才能完成的任务。
独立评估实验室METR追踪了自2019年以来各模型智能体能够独立完成的任务时长,发现大约每七个月翻一番。
最近进展甚至更快,而且在编程之外的领域也呈现类似趋势。
如果这一趋势保持到2030年代初,智能体将有能力完成需要人类花费数年时间才能完成的任务。
能力涨成这样,现实却是另一回事。
在今天的大多数企业内部,人们仍然不敢放心地让AI去可靠地更新Salesforce里的记录。
“AI没有智力问题,”Ali解释道,“它有的是上下文(context)问题。”
即便是再聪明的人,如果访问不了公司的数据、没有行动权限、得不到反馈,或者不掌握其他员工脑子里的知识,也几乎毫无用处。
3. 本体论:老员工脑子里的东西
每家公司都有一套本体:一个关于“存在什么、事物如何关联、词汇代表什么含义,以及两个来源冲突时以哪个为准”的工作模型。
它的一部分写进了数据库、仪表盘、制度文件和文档。但很大一部分只存在于有经验的员工脑子里。
而且它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合同会变,权宜之计会变成流程,例外会变成规则,官方记录会逐渐偏离工作实际开展的方式。
关于“谁决定什么”和“记住哪些决定是对的”,情况同样如此。权限(authority)和评估(evaluation)跟本体一样,往往都是不成文的。
人们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弥补这一切。
销售副总裁的职责,就是得知道那笔最大的承诺订单之所以停滞,是因为客户方的内部推动者正在悄悄去别家面试。
他还得知道某个销售代表嘴里的“90%把握”实际上只有50%,并在预测报告呈交CEO之前把水分砍掉。
为了让智能体能够自主行动,人脑中的大部分本体、权限和评估,都必须迁移到企业的记录系统中去。
三、企业为什么存在:科斯的那笔账
企业计算的每一次平台范式转移,都会引发一场围绕“记录系统”的新战争。
IBM主宰了大型机时代。甲骨文(Oracle)和SAP成为客户端服务器(Client-Server)时代企业的基石。
Salesforce、Workday和ServiceNow则分别为销售、人力资源和IT构建了SaaS时代的记录系统。智能体是下一次范式转移。
但哪家厂商会赢,远不如另一个问题宏大:智能体将如何改变企业本身。
这就要先回到企业本身。
1937年,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Coase)在论文《企业的性质》里提出一个根本问题:企业为什么会存在?
如果市场可以通过价格和契约来协调经济活动,为什么还要把人聚到公司内部,让管理指令支配他们的工作?
他的答案归结为交易成本。找人、就“以什么价格做什么事”谈判、对全过程监督,都要耗费时间和金钱。
企业用一种更开放的安排,取代了市场中那些重复发生的交易。在这种安排下,管理者在商定范围内直接调配资源。
但在内部组织工作同样不是免费的。公司变大,更多信息必须经过更多人的传递。
最终,在内部多组织一笔交易的成本,会高到与直接从市场上购买相当。在科斯的论述中,企业会不断扩张,直到这两种成本相等为止。
1. 西蒙定律:记忆越集中,决策越分散
四十年后,同时斩获诺贝尔奖与图灵奖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Simon)观察到一件事。把企业的记忆集中化,反而使决策得以去中心化。
一份共享的计算机记录,他写道,“允许每一个去中心化的决策点独立采取行动”,因为系统会自动将这些行动与共享记录核对与调平。
对航空公司来说,波士顿的售票员在卖出飞往芝加哥的最后一个座位之前,不必给其他每一个售票员打电话。
她只需查询那份记录。当她卖出座位时,这份记录对所有人都同步更新了。
集中化的状态,让去中心化的行动变得更加安全。因为人们只需与记录协调,不必彼此互相协调。
关系型数据库把这一原则扩展到了整个公司。曾经需要报告、会议和管理层交接的工作,变成了一次针对共享记录的查询。
这让公司能够协调更多产品、地点、人员和交易,而不必按相同比例增加管理人员。
到了1990年代,互联网让外部世界也能直接写入企业的记录。一个在线交易平台因此能在数百万陌生人之间协调买家、卖家、库存与支付。
由于外部交易成本和内部组织成本同时下降,数据库时代并没有让所有企业一致变大或变小。
相反,它允许跨度更广的企业形态存在:大企业有能力管理高得多的复杂性,小企业则可以租用或购买曾经需要整个部门才能具备的能力。
AI很可能也会带来同样的结果。
在企业内部,智能体可以通过自动化汇报、检索和常规任务来降低协调成本。在企业外部,它们可以帮助寻找和评估供应商、谈判常规条款并监督执行结果。
就像之前的数据库一样,AI将提高能够存在的企业与市场的复杂性上限。但它更具深远意义的影响,或许在于它将如何改变企业的形状。
2. 金字塔不是权力结构,是信息系统
二十世纪的典型企业之所以呈金字塔形,是因为科层制就是它的信息处理系统。
事实通过报告和会议向上汇报,决策再向下传达。信息流动的版图,与组织架构图完全重合。
管理层决定哪些数据值得收集或分享。这意味着公司对自身的认知水平,取决于其管理者选择收集什么信息。
数据库改变了这种结构,但只改变了一部分。
共享记录让人们能够直接获取信息,并更独立地采取行动。但这通常仍局限于别人预先设计好的流程之内。
计算机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公司的数据库模式、指标、应用程序和工作流,都由一小群人定义。这些人就是管理者、运营团队和工程师。
使用这些系统的人数,远远多于参与设计的人数。这不仅限制了人们能做什么,也限制了组织能知道什么。
一名客服代表每周都会听到好几次同样的投诉。但如果她的经理没有写一份把这个问题捕捉下来的报告,那她所知道的这件事,公司就是不知道的。
至于真正去修复这个问题,那完全又是另一回事了。
3. 知与行的壁垒同时坍塌
如今,知道和行动这两方面的技术壁垒,正在同时坍塌。正如安德烈·卡帕西在2023年所说:“最热门的新编程语言是英语。”
自然语言界面让更多的领域专家能够直接审视和追问公司的数据,不必再等懂SQL或Python的人去预判或回答每一个问题。
在拥有百年历史的全球医疗保健企业诺和诺德,科学家过去要等数据工程师为他们编写查询语句。
现在,他们只需直接对Genie说:“把我们所有的肥胖症数据调出来”,系统就能瞬间提取出相关的临床试验、洞察和可视化图表。
在划定的权限范围内,员工还被赋予了创造解决方案的能力,从而节省数小时甚至数天的工作量。
在电动汽车制造商Rivian,一位没有任何SQL经验的财务分析师,用Genie为首席财务官(CFO)搭建了一个收入仪表盘。另一位供应链分析师,则构建了一个跟踪入境库存发货的应用。
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未经批准就访问公司的所有数据或资源。随着工作变得更加分布式,共享的本体、权限和问责机制反而变得更加重要。
记录系统把状态和护栏集中化,同时把“谁可以提问、谁可以设计工作流、谁可以采取行动”去中心化。
四、第二次经理人革命: 职业经理人阶层开始谢幕
1. 老板和专家说了算,它死于规模
八十五年前,紧随大萧条之后,詹姆斯·伯纳姆写了一本书,名为《经理人革命》。
他预见了企业运作方式乃至资本主义本身运作方式的一场巨变。
走出大萧条时,一种时髦态度认为,创业型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趋势已经走到尽头。社会主义集体化是当时时髦的提议之一。
伯纳姆看懂了正在发生什么。他阐述了第三种形态:不仅是一种公司结构,而且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他称之为“经理人社会”。
在这个体系中,决定性的统治阶级既不是资本家所有者,也不是工人。而是操纵着大型企业和国家机器的职业经理人、规划者、官僚和高管。
他认为,现代机构在技术上过于复杂,已无法由资本家个人亲自指挥。
没有任何CEO能够事无巨细地了解一家十万名员工的公司内部发生的一切。控制权因此逐渐从所有者和领域专家手中,转移到行政管理者手中。
权力的第一幕,是老板和专家说了算。它死于规模。
2. 职业经理人统治了八十五年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经理人主义(Managerialism)取得了近乎完全的胜利。
“财富500强公司的大多数高管并不是公司所从事领域的专家,他们当然也不是这些公司的创始人,”马克·安德森评论道。
“他们是职业经理人。事实上,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他们可能会管理许多不同种类的业务。他们可能在医疗行业干一阵子,再去金融服务业,然后再去别的行业。”
这场胜利正在耗尽其生命力。
伯纳姆所描述的“经理人阶层”带来的规模化能力与职业可靠性,是以牺牲速度和适应性为代价的,尤其是在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时。
3. AI正在终结这场垄断
马克·安德森提出,或许在Databricks这样严谨的底座之上应用智能体,能创造出第三种模式,兼得两全之美。
它有助于保留创始人的活力与适应性,同时重构实现规模化所需的管理工作。
把一部分原本使管理层成为必需品的信息路由和协调工作自动化,同时由企业的记录系统赋予一线人员采取行动所需的上下文与权限。
智能体将使这种运营方式变得让更多创始人触手可及。
埃隆·马斯克(ElonMusk)把这个想法又往前推了一步。今年早些时候,他预测保留“人在回路(humansintheloop,每一道关键环节都要人签字确认)”的公司将会输掉竞争。
他认为,在AI时代保留“人在回路”,就好比使用一个还需要人工去计算其中某些单元格的电子表格。
关于最终的终点,马斯克或许是对的。没人知道完全自治的公司还有多远,预测从几年到永远不可能都有。
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经理人主义的衰落,看起来可能更像是“每个人都变成了管理者”。
4. 每个人都变成了管理者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直接下属。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负责定义工作规范、委派执行、检查结果并更新流程。
第二次经理人革命,与其说是管理的消亡,不如说是职业经理人对管理垄断权的终结。
软件工程师今天对此感受尤为深刻。他们的工作正在从手工编写代码,转变为管理一支编程智能体团队。
工程师的一天越来越像管理者:界定问题,拆解任务,委派给并行工作的智能体,再审查提交回来的代码合并请求。
随着智能体在更多领域变得强大,更多知识工作者也将经历类似的转变。他们从亲自执行每一个步骤,转向定义规范、委派任务和评判工作成果。
那些技术团队因此被解放出来,专注于最具战略意义的工作。
这对人类的生产力和薪资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执行与判断在经济学上是互补品。
当AI降低了常规执行的成本时,对指导执行的“判断力”的需求就会上升。
数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在一个世纪前曾观察到:“文明的进步,在于扩展那些我们无需思考就能完成的重要操作的数量。”
企业的进步也是如此,一次攻克一个闭环(oneloopatatime),变得越来越自主。
每当人类修正一次智能体闭环,这次修正都应当让下一次执行变得更好。
当某个闭环能可靠完成一项边界清晰的工作时,人类就从中抽身。他们转向下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并把学到的经验留在企业的共享记录中。
五、主权企业:模型可以换,记忆不能归零
在智能体企业中,优秀的人才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与此同时,模型在不断进步,每个竞争对手都可以租用到同样的模型。
那么,在这个新世界里,企业究竟该如何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设想两家银行,租用同一个前沿模型来辅助做出信贷决策。
第一家银行向模型发送提示词,收到回答,然后记录下最终决定。
第二家银行不仅记录决定,还记下是哪些事实产生了这个回答、每一次人工推翻的情况。它还记下哪些决策表现良好、哪些失败了,并在全过程中不断调整策略。
一年后,当一个更好的模型问世时,只有其中一家把银行建设得更好了。
如果你更换了公司里的AI模型,而新模型能够继承业务定义、权限体系、经过评估的案例、客户历史记录和例外规则。
这就是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石。如果新模型只是和所有其他公司一样,从同一个提示词重新开始,那就毫无竞争优势可言。
第二家银行,就是人们开始称之为“主权企业(sovereignfirm)”的形态。
如果某家模型提供商提高价格、更改条款或下线某个模型,企业可以随时切换提供商,而不会丢失自己积累的认知。
随着模型变得越来越聪明、企业对它们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这种独立性只会愈发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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